“考古人类学”指的是以考古发掘的人类遗骸为研究对象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由潘其风在1987年提出,目的是突破体质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和内容,使其与考古学、历史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相结合。体质人类学在十九世纪末期传入中国,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发现的古代人类遗骸增加,体质人类学研究也从现代人向古代人扩展,最终形成了考古人类学。考虑到学科发展的连贯性,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境内的早期体质人类学研究活动,以及1910年-1985年期间的考古人类学研究活动。本文在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范围,并参考先行研究的论述,将1896年-1985年间的中国考古人类学分为三期进行论述:第一期:体质人类学的传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第一期始于1896年鸟居龙藏在台湾地区开展的包括体质调查在内的综合的人类学调查,终于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对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的分析。在此期间,一批外国学者到中国进行现代中国人的活体测量和骨骼测量,同时一批中国学者开始学习体质人类学并开展研究。这部分具体介绍了二十世纪早期的人类学思潮和人种观,这一时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对此后的考古人类学研究影响深远。此外,以李济和吴定良的研究为例,介绍了这一时期对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的探讨。这是探索中国人形成过程的第一步。第二期:中国考古人类学的诞生(1910年-1949年)第二期始于1910年日本学者长谷部言人对旅顺和大连贝槨墓人骨的研究,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对中国境内的古代遗址中发现的人类遗骸进行的研究,终于1949年。伴随着中国境内的考古工作的发展,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从现代人向遗址中的人类遗骸扩展,中国的考古人类学由此诞生。这期间在中国开展研究的学者多数是外国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他们的活动范围、持续时间、成果数量以及研究者数量皆超过其他国家的学者。因此,这部分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活动分为两期进行了具体介绍,并总结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活动的主要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另外介绍了中国学者的代表——吴定良,在中国考古人类的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第三期:中国考古人类学的专门化(1949年-1985年)第三期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终于八十年代,具体以1985年《安阳殷墟头骨研究》一书的出版为节点。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开始探讨人类遗骸研究和考古研究的关系,并且强调在田野发掘中要重视人骨的收集。此外也出版了一批介绍人类学基础知识和人体测量方法的图书。这部分还介绍了学者们在中国境内开展的广泛的考古人类学研究,并总结了这些研究活动的特点。这一时期的研究活动在涉及的遗址数量、时代范围和空间范围方面都远超前一时期,材料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得益于这些材料,专题性研究成为了可能,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问题成为了这一时期考古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因此这部分还总结了这一时期人种研究的成果,以及材料、标准方法、理论三个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