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将发生改变,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所以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努力增加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就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为此迫切需要加强我国的研究与开发(R&D)活动。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失灵及研究与开发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且由于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仅仅依靠企业本身自发的对R&D的投入很难满足社会发展的最优要求,这就需要政府制定和执行各种R&D资助政策,以提供激励和引导。从实践角度看,政府给予微观主体R&D经费资助属于国际惯例,中国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政府R&D资助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政府R&D资助效果,是提高政策效率效果的关键。本论文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从创新效率视角、科技活动产出视角、综合科技进步视角和技术成果市场化视角系统、深入分析政府R&D补贴政策的效果。在此基础上,研究政府R&D资助政策在不同维度上效果的条件依存性和影响因素,总结政府R&D资助政策的影响机理。作为探索和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第一,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本论文研究的需要,本论文采用DEA方法测算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3年间的创新效率,并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测度结果表明:(1)2006年全国29个省的平均创新效率仅为0.25,之后出现总体不断攀升趋势,2008年达到0.65水平,从2008年开始,我国平均创新效率总体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0.6附近。其中,2010年全国平均创新效率最高,达到0.68;(2)与全国平均创新效率变化态势类似,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的创新效率自2006年以来有较大提升,之后处于基本平稳却略有波动的态势。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的创新效率变化略有不同的是,工业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创新效率在2008年之后呈现总体回落趋势,而其他地区的回落态势并不明显。相比之下,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创新效率也越高;(3)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创新效率变化态势基本相似,即2006年到2008年有明显提升,之后总体呈现平稳波动态势。东部地区的创新效率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的创新效率相对最低。同时,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创新效率与东部地区的创新效率越来越接近,呈现出一种收敛特征;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在发生转变,创新水平、创新效率将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好坏。第二,本文构建政府R&D资助政策的政策反应函数,研究政府R&D资助行为的偏向性。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并不显著;(2)国有产权比重更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企业的R&D资助;(3)地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的地区更容易获得政府R&D资助;(4)政府R&D资助在对象选择方面具有偏向性。提供给企业的R&D资助与提供给高等院校R&D资助呈反向关系。而政府提供给企业的R&D资助与提供给科研机构R&D资助呈同向关系;(5)高收入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R&D资助;(6)高规模、效益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R&D资助;(7)外商直接投资多的地区,企业获得的政府R&D资助会更多;(8)R&D存量较多的企业更加容易获得政府的R&D资助。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国有产权比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企业R&D存量水平,以及政府R&D资助的对象选择、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等因素对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机理,九大理论假说。第三,从技术创新效率视角研究政府R&D资助的有效性,以及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因素,重点考察国有产权比重、政府R&D资助对象选择、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等对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R&D资助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轨迹。随着政府R&D资助的提高,政府R&D资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然为正,然而当政府R&D资助达到一定程度时,政府R&D资助的提高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公路密度、知识产权保护、R&D人员规模、教育支出规模对技术创新效率皆产生显著地正向影响。政府对高校R&D资助的提高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对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说明高等院校在技术创新效率提高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国有产权比重与政府R&D资助的交叉项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产权比重的提高,对政府R&D资助效果会产生不利影响;(3)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R&D资助对创新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推动作用,本文从创新效率的视角也并发现工业化阶段有影响政府R&D资助效果的证据;(4)政府选择高校进行R&D资助有助于创新效率的提高,而给予科研院所资助则有益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政府对高等院校的R&D资助之所以能够提高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主要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R&D活动是企业R&D活动的重要补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5)政府R&D资助越稳定,其对创新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就越大;(6)外商直接投资对政府R&D资助效果有显著影响,一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政府R&D资助对技术创新效应的正向影响越大;(7)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政府R&D资助效果存在显著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且执行力度越大,政府R&D资助对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越明显。第四,从综合科技活动产出视角研究政府R&D资助的有效性,以及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因素,重点考察国有产权比重、政府R&D资助对象选择、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知识存量、外商直接投资等对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R&D资助对科技活动产出水平有正向影响,即政府对微观主体R&D活动的资助确实能够提高科技活动产出水平。R&D人员规模的提高有利于科技活动产出的增加;R&D资本存量的提高同样有利于科技活动产出的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强,科技活动产出越高;(2)经济发展水平对政府R&D资助效果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人均地区GDP越高,政府R&D资助对科技活动产出水平的推动作用越强;(3)地区知识存量水平对政府R&D资助效果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地区R&D实际存量越高,政府R&D资助对科技活动产出水平的推动作用越强;(4)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对政府R&D资助效果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越高,即政府R&D资助的波动性越小,政府R&D资助对科技活动产出水平的推动作用越强;(5)外商直接投资对政府R&D资助效果会产生显著影响。各地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政府R&D资助对科技活动产出水平的推动作用越强;(6)国有产权比重对政府R&D资助效果并不产生显著影响;政府R&D资助资助对象的选择对政府R&D资助效果并不产生显著影响;(7)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政府R&D资助效果存在显著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且执行力度越大,政府R&D资助对科技活动产出的正向影响越明显。第五,从综合科技进步水平视角研究政府R&D资助的有效性,以及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因素,重点考察国有产权比重、政府R&D资助对象选择、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知识存量、外商直接投资等对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R&D资助对科技进步水平有正向影响,即政府对微观主体R&D活动的资助确实能够提高科技进步水平。R&D人员规模的提高有利于科技进步水平的增加;R&D资本存量的提高同样有利于科技进步水平的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强,科技进步水平越高。外商直接投资确实能够带来科技进步水平的提高;(2)经济发展水平对政府R&D资助效果会产生显著影响。人均地区GDP越高,政府R&D资助对科技进步水平提高的推动作用越强。换言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政府R&D资助的效果越明显;(3)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会明显影响资助效果。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越高,其越有利于科技进步水平的提高;(4)地区知识存量水平对政府R&D资助效果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地区R&D实际存量越高,即地区知识存量水平越高,政府R&D资助对科技进步水平的推动作用越强;(5)外商直接投资对政府R&D资助效果会产生显著影响。各地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政府R&D资助对科技进步水平的推动作用越强;(6)国有产权比重对政府R&D资助效果不存在显著影响;(7)政府R&D资助对象选择对资助效果有显著影响。政府对企业的R&D资助越多,对综合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就越强;政府R&D资助中给予高等院校的资助比例越大,对综合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也越强。但相对而言,政府对企业的R&D资助对于科技进步水平的推动作用要强于政府对高等院校的R&D资助。相比而言,政府对科研机构的R&D资助比例越高,对综合科技进步水平的影响不利;(8)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政府R&D资助效果存在显著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且执行力度越大,政府R&D资助对综合科技进步的正向影响越明显。第六,从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视角研究政府R&D资助的有效性,以及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因素,重点考察国有产权比重、政府R&D资助对象选择、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外商直接投资等对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R&D资助对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有正向影响,即政府对微观主体R&D活动的资助确实能够提高技术成果市场化或科技成果推广率。R&D人员规模的提高有利于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的增加;R&D资本存量的提高同样有利于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的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强,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越高。(2)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发展程度对政府R&D资助效果不存在显著影响。(3)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对政府R&D资助效果同样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政府R&D资助的稳定性越高,越有利于推动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的提高。(4)政府R&D资助对象的选择对资助效果有显著影响。政府对企业的R&D资助比例越大,越有利于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相反,政府对高等院校的R&D资助越多,越不利于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政府对科研机构的R&D资助比例大小或偏向性,并不影响资助效果。(5)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政府R&D资助效果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6)国有产权比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地区知识存量水平和互联网发展程度四个因素对政府R&D资助效果不存在显著影响。R&D人员规模、R&D存量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等指标对技术成果市场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为探索和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的主要创新性工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本论文运用DEA模型测算了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在2006-2013年间技术创新效率,本文研究克服了已有文献的以下不足:一方面,在选取R&D经费投入指标时,通常仅选择某一平减指数或不进行指数平减,同时只注重当期投入而忽略投入存量的相关影响;另一方面在讨论问题时,侧重于定性描述,缺乏可靠的定量比较,即使有一些定量讨论,也以某一特定年份或较短时期的截面数据作为分析依据;第三方面,已有测度数据的时效性不强。第二,论文借助计量经济学模型构建了政府R&D资助的政策反应函数,以此分析和研究政府R&D资助行为的偏向性特征,并在基础上梳理和总结影响政府R&D资助效果的各种因素,讨论了它们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论文从多个新的视角,即创新效率、科技活动产出、综合科技进步和技术成果市场化等全面、系统研究政府R&D资助的效果。虽然已有文献,如白俊红(2011)等,也从科技活动产出角度分析政府R&D的影响,但其科技活动产出指标与本文存在较大差异,且模型变量的选取和模型选用皆存在较大差异。第四,论文不仅分析了政府R&D资助效果,而且从多个视角深入研究了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因素,与已有文献的主要差异在于:一方面,本论文主要分析国有产权比重、经济发展水平、知识存量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政府R&D资助对象的选择或偏向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等因素对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另一方面,本论文是从多个新视角分析政府R&D资助效果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