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以其“异秉”存在于当代散文,即其融“诙谐”于“和谐”,于“和谐”见“灵逸”的美学价值。作为文艺“两栖”的创作者,散文充当着汪曾祺全部艺术创作的“素材库”与“记录仪”。从他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更为切近地看到汪曾祺作品中所呈现的对于“美”与“人”的不懈追求。他用纯粹、朴实的“文人情怀”抒写自己对于人世别样的热爱与真情,他在散文中所显现的“士大夫”人格也极具当代意义,即追随传统文化中的文人情趣与文人性灵,在与文学的若即若离中审美人生。这种“谐”“逸”双修的审美倾向为中国散文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现代性”精神类型,即作家主体与散文文本之间的充分对应性。全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有三:一,汪曾祺散文使“谐”“逸”二者的审美内涵存在了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作者文艺“两栖”的身份,使他在审美追求上既有作为文士的“谐”理想——企图通过对健全人性的理想化建构去营造一个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也有艺术家的“逸”理想——企图在物我两忘中达到一种极度舒展的“逸”境;二,汪曾祺散文的“谐”“逸”审美追求是在传统哲学、古典语言和前人文脉多个方面影响下形成的,他承自传统又超越传统,并在散文的思想感情、形式内容、语言风格几个方面共同显示出其关怀人性、温和睿智、平淡清新、自然洒脱的“谐”“逸”追求,并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发掘出美的存在来进行自我审美精神的滋养;三,汪曾祺散文的“谐”“逸”审美的当代性意义在于他继承式的创新。他以一种积极的妥协回归传统文化,对于“闲适”,他上承明清散文与五四传统,又进一步强调“闲适”的人情与真情,在由“谐”至“逸”的演绎中为“闲适”增添了独具韧性的生命力,使他的“闲适”具备了平俗化、休闲化、人性化的特点;对于“中和”,他释放了“中和”审美具有魏晋风骨的诗性的一面,用来自民间的温情与真挚为“中和”审美增添了原始生命力,赋予了其经久不衰的人文气息;在更大意义上,汪曾祺散文的“谐”“逸”审美书写还显示出了丰富东方审美意蕴,并呈现出功利化、伦理化、象征化、诗意化的审美特征,在一种“中国式的抒情”中积极建构着自己对于自然的、健全的人性的理想追求。总的来说,汪曾祺以审美作为其散文书写的核心,追求“至谐至逸”的审美境界。他散文所体现的对自然人性的追求,对于生命的尊重与关怀,使他的内心时刻洋溢着宁静祥和的美的愉悦。汪曾祺散文的“谐”“逸”审美作为散文美学的一种存在状态,对当代散文有着较为超前的审美启示。只有汲取其有益于散文美学发展、有益于健全人性建构的部分,才能获得更多的当代散文生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