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启蒙开始,并发生转向,步步深入,直至走向社会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值得关注的基本趋势。在前期,新文化知识分子着力于引进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强调了个性解放、独立、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件开创性的大事;而到了五四思想运动后期,青年知识分子则越来越强调社会革命,进而把革命意识形态确立为至上的信仰。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在知识分子思想世界中的重要性,被集体意志和社会理想的革命价值观所取代。这是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明显变化,也是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得以展开的思想文化条件。此一变化趋势可以被概括为“从启蒙到革命”的思想历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什么启蒙没有使民主、自由的理念主导中国的历史,而是转向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追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变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从本质上来说,新文化运动的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民国初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上层建筑内部的变化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思维模式这一独特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思想,实际上遵循着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可以称之为“精神改造论”,其核心内容是把改造人的精神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根本性手段。在这个思维模式中,启蒙被置于手段的地位,其目的在于通过提倡新思想来改造人的精神,以便创造出一种基于人权理念的自主人格,然后以具有这种新人格的人去实现民主共和、富强国家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既包含民主共和的内容,也包含创建一个富强国家的内容。同时,这个思维模式具有两个方面的特质:第一,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人格是集体经验与文化的产物,并不是如技术工程一样,可以根据设计蓝图来塑造。以全新的理想人格来创造新社会与新国家的必然性,完全是新文化知识分子们自己的良好愿望、想象或信念。当然,这一理念虽然与西方的理论、经验不相合,也并无历史经验与逻辑上的证明,却有利于克服旧的传统文化思维定势的束缚,为接受新事物创造条件。第二,没有创造出有效的精神改造方法。此外,在信仰改造的问题上,新文化知识分子也陷入困境。因此,从1918年开始,新文化知识分子开始产生对启蒙的挫折感。正当启蒙式的精神改造陷入困境的时候,以信奉社会领域的科学规律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