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苏轼在诗、词、文、书法方面成就斐然。对其书法,历代学者多注目于行书,而对苏轼传世碑刻书法的系统研究较少。本文主要从碑刻作品考略、拓本研究、碑刻书法分期三个方面进行讨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整理出苏轼传世碑刻105种。按照存在形式与字形大小分为:碑刻铭文70种,主要有《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齐州真相院舍利塔铭》《赵清献公碑》等传世碑刻名作;题字题名22种,主要有《龙华洞苏轼题名》《石屋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苏轼在诗、词、文、书法方面成就斐然。对其书法,历代学者多注目于行书,而对苏轼传世碑刻书法的系统研究较少。本文主要从碑刻作品考略、拓本研究、碑刻书法分期三个方面进行讨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整理出苏轼传世碑刻105种。按照存在形式与字形大小分为:碑刻铭文70种,主要有《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齐州真相院舍利塔铭》《赵清献公碑》等传世碑刻名作;题字题名22种,主要有《龙华洞苏轼题名》《石屋洞陈襄等题名》《周孝公斩蛟桥题字》《终南山苏轼章惇题名》《苏轼等同游天竺过麦岭题名》等;大字榜书13种,主要有“读书堂”榜书、“德有鄰堂”匾额、“思无邪斋”榜书、“九成台”三大字、《苏门山涌金亭六大字》等。苏轼传世碑刻作品亦有众多拓本流传至今。就今所见,宋刻本寥若晨星,大多以明清翻刻本居多。以宋拓、原刻、藏本较多之故,本文选取《罗池庙碑》《司马温公神道碑》《丰乐亭记》进行考略。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石花以及碑痕的比勘,大致可以认为:第一、《罗池庙碑》刊刻时间应为嘉定十三年而非嘉定十年;传世拓本拓制时间先后次序应是:“三苏祠藏刘铨福本”、“故宫博物院藏王懿荣本”、“苏轼书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影印本)”、“宋苏文忠罗池庙碑(民国珂罗版)”。第二、《司马温公神道碑》传世五种拓本的拓制先后次序应为:“刘奇晋藏本”、“哈佛本”、“三苏祠本”、“北图本”、“私人藏本”。其中“刘奇晋藏本”、“哈佛本”、“三苏祠本”应出自同一原石所拓。第三、苏轼书《丰乐亭记》传世拓本较多,通过分析研究,可以认为:三苏祠藏本与罗振玉藏本应出自同一祖本。关于苏轼碑刻书法的分期研究,通过“早期”、“中期”、“晚期”碑刻作品的风格演变(单字比勘)、书写时间先后次序等,将苏轼传世碑刻书法分为“早期(熙宁十年(1077)之前)”、“中期(元丰元年(1078)—元祐六年(1091))”、“晚期(元祐七年(1092)—建中靖国元年(1101))”。早期碑刻代表作品主要有:嘉祐五年的《苏门山涌金亭六大字》、熙宁六年的《石屋洞陈襄等题名》、熙宁八年的《醉白堂记》、熙宁九年的《重刻密州常山雩泉记》、熙宁十年的《读书堂》榜书等,其取法对象以颜、柳为主,整体风貌以笔圜姿媚为主要特征。中期碑刻代表作品主要有:元丰元年的《表忠观碑》、元丰四年的《周孝公斩蛟桥题字》、元祐二年的《齐州真相院舍利塔铭》、元祐四年的《赵清献公碑》、元祐六年的《醉翁亭记》《群玉堂上清储祥宫碑》《宸奎阁碑》等,其取法对象仍以颜真卿为主,整体风貌以苍劲清雄为主要特征。此期传世碑刻作品繁多,至今流传较为有名的碑刻作品亦多来自于中期。到了晚期,碑刻代表作品主要有:元祐七年的《潮州韩文公庙碑》、绍圣元年的《雪浪石盆铭》、约书于绍圣元年以后的《罗池庙碑》、元符三年的《资福寺罗汉阁残碑》、元符三年的《三洲岩东坡题名》等,其整体风貌以遒劲古雅为主要特征。如若了解苏轼碑刻书法成就,对以上存世碑刻进行深入研究成为了关键。
其他文献
电影兼具双重属性,既是商品、又是媒介;既是传播的内容,又是广告载体;其传播核心为电影受众。电影艺术所独具的身临其境的视听享受和全方位的感官刺激,拥有其他媒介无法企及的先天优势,其媒介价值会随受众转移而变化,因电影档期、城市地域、内容类型等不同存在一定程度的热度和效度迁移。因此,电影的市场票房表现成为衡量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评判标准,票房高低不一定和电影自身的艺术性成正比,但一定与市场受欢迎程度息
“边缘”与坚守,是孙犁晚年的重要特征。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在孙犁身上构成一组互为因果的关系:“边缘”是其守住文学理想的方式,坚守的文学理想与文坛的格格不入是他退守书斋、走向“边缘”的主要原因。“边缘”选择既是孙犁现实生活状态的体现,也传递着一种独特的文学态度。从某种意义来说,“边缘”构成了孙犁特殊的观察点,为其提供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使他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清醒者。同时,孙犁的“边缘”生存状态由
纵观1980年代文学的总体状况,呈现出鲜明的潮流化特征,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不断涌现,交错共生。先锋文学以挑战主流的姿态出现,回到文学本身去建立“纯文学”空间。在这样的文学史结论支撑下,学界对先锋文学的关注点主要放在文学内部,侧重分析先锋文学的内生力量及其创作内容的上的变革与创新。但先锋文学不止是形式和语言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作家为什么要追新逐异?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为什么是在1980年代
随着空间叙事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研究者们逐渐把目光聚集到了电影文本的空间叙事问题上。重庆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别具一格的文化底蕴,吸引了越来越多导演的关注,重庆电影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导演们对叙事空间的把握与运用。具体而言,重庆电影的空间叙事是指导演对重庆这一叙事空间如何进行选择、加工和创造,进而把重庆叙事空间作为推进叙事进程以及叙事表意的重要手段,最终创作出具有强烈的空间叙事属性的艺术作品
“父亲”既是历史变迁中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也是众多文学作品中时常出现的重要文学形象。作家们在塑造不同的父亲形象时体现出不同的倾向,有的“崇父”,有的“渎父”,有的“审父”、“弑父”,有的“寻父”,等等。余华也有不少小说写到父亲形象,无论是在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还是在转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他经常选择家庭作为写作的立足点,并借助家庭中的父亲这一形象来表现“寻父”的主题。当然,余华不只是单纯地
在试图讲述城市空间的延伸与扩展如何影响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故事时,作为现代化大都市标志的城市轨道交通也应被纳入讨论范围。城市轨道交通对于城市交通可持续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抑制潜在的小汽车交通需求,提高居民对公共交通的依赖性,加速城市人流的快速周转,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重庆轨道交通的建设自改革开放后被纳入国家规划中,自2004年第一辆单轨列车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开通运营,至
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MFT)提出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六项基本准则:关爱、公平、自由、权威、忠诚、圣洁,并认为上述道德准则会随着个体的社会化而逐渐内化。当个体需要进行对错判断(即道德判断)时,可以依据这些内化的准则作出快速、自动化的直觉判断。尽管处于相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可能共享某些道德基础准则,但是不同的群体甚至个人对于特定事情是否是道德的判断可能完全不同
电影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今天,电影如贺拉斯评价诗时说的那样既甜美,又有用。人们注意到了它的道德影响能力并且已经习惯于用“道德”或“不道德”的字眼去评价它。但是赞同用道德评价电影并不意味着应该忽视它作为一种艺术种类的独立价值。电影的道德思考建立在艺术的道德思考之上。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逐渐意识到道德与艺术间紧密的联系。受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等人影响的审美主义者过分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100年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有无数的不畏牺牲、勇于探索、锐意创新的优秀共产党员,洒下了他们生命的热血,奋斗的汗水。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时代使命。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人民日报》作为连接党和人民的中介,它塑造的共产党员的媒介形象,将是中国千千万万党员学习的模范,也是这个时代精神的象征
健身APP作为一种生产和传播大量身体外貌信息的新媒体,不断给女性提供关于“身体美”的社会文化规范,那么长期使用健身APP会不会改变女性对于美丽标准的认知?会不会导致女性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满意?尽管已经有很多证据表明新媒体的使用对女性的身体意象有消极的影响,但是依然缺少对于健身APP这一新媒体因素的考察。随着健身APP不断的流行,它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健身爱好者必备的移动应用,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