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树立,是以翻转传统乡村经济环境和社会政治关系为前提的,这样的翻转,是国家政策、制度以及社会动员的产物。在革命中,国家希冀通过树典型、树模范来引领示范,在传递政策信息的基础上,实现其社会动员的目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典型的树立与推广这样的重要治理策略被进一步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本文采用“宏观历史与微观变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根据地时期的正面典型翻转到“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反面典型”,既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又得以平反的山西省昔阳县刀把口村为考察对象。在展现集体化时代国家、村庄、个人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也对“树典型”这样的治理术及其实践逻辑进行了反思。20世纪四十年代,位于太行山深处,距离昔阳县城东60公里,与河北省赞皇县为邻的偏僻的刀把口村在革命输入的过程中,树立了“太行劳模”张老太这个典型,并且实现了村落社会的翻转。由于刀把口“草坡广、水流多、山多、地少”的自然生态所致,在五十年代末,刀把口因畜牧业的迅速发展与白羊峪、大寨一同被树立为“昔阳三枝花”。然而在“文革”中,“农业学大寨”愈加向“左”的方向发展,这无形中将地方的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的做法消灭了。换言之,在“农业学大寨”时期,很多地方认为“农村只能搞农业,农业只能搞种植业,种植业只能种粮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典型想要屹立在国家政权的潮流中,就必须不断提高政治思想,理解国家政策需要,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而对于刀把口这样“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典型村庄来说,其最终的悲剧结局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同时,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社会动员中经常依靠血缘、亲缘这样的熟人网络来进行。然而,熟人网络的存在又对制度性环境产生了冲击。以张老太为例,通过开展口述访谈以及梳理档案资料发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刀把口张老太家族的党员数量占到了全村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家族势力以及个人行事方式,对刀把口这样由“三省五县十八村”构成的移民村中原本脆弱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冲击。加之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需要树立不同的典型,而张老太却始终在根据地时期形成的老路上继续行进,也就不可避免的在新一轮的政治筛选中被淘汰出局。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而从更深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树典型”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悖论。因此,政治的过度嵌入往往会破坏乡土社会的自主机制。乡村治理需要在尊重乡村社会内生逻辑机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的发展,这也是乡村能够持续发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