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冷战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动力是什么？就是说，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在冷战后拓展、加深了对国际制度的参与程度？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主要想得到什么收益？　　文章首先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与评论，在指出各自的优势与缺点之后，引入了声誉因素并推导出相应的因果链，建构了理论假说的框架，然后运用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本文的理论起点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结论:国际体系的结构塑造、推动国家的行为选择。国际体系的结构是自变量，国家的行为是因变量，而国家的声誉属于中介变量。文章的主要结论是: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构良好的声誉，从而实施宽慰战略，是冷战后中国战略行为的目的之一;而冷战后单极体系导致的结构性压力是其行为抉择的原因所在。从“威胁平衡”理论可以推出，构成威胁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家权力的增加，另一个是国家具有进攻性意图。就是说，处于权力上升阶段的国家即崛起中的国家，具备了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的可能性。此种威胁是否必然发生，要依据对国家的意图判断。但是国家的意图是无法判断的，只有行为才能够揭示意图。声誉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国家过去的行为来预测、解释其未来行为。因此，对国家意图的判断往往诉诸于声誉因素。在单极体系中，崛起中的国家承受着结构性的压力。如果这个国家具有“强硬”声誉的话，就容易成为遏制的对象。在结构性压力之下，为了避免受到遏制，崛起中的国家就具有建构良好声誉的动力，积极显示自身的意图，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宽慰其他国家，从而消减被遏制的可能性。由于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声誉，从而能够成功地实施宽慰战略，上述国家就是国际制度的支持者与参与者。冷战期间，中国的行为战略为自身带来了比较“强硬”的声誉。冷战后,由于国力与地位的提升，中国难免成为部分国家遏制与提防的对象。为了摆脱被动的地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构良好的声誉，力图成功崛起。　　文章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考察中国与国际人权制度、国际军控与裁军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证明理论假说，从而证实所建构的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较广的解释范围。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　　首先，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声誉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并且指出，作为声誉系统，国际制度具有汇聚、放大、传输和准直声誉的功能，使得行为体的声誉具有易获性和有效性。是否参与国际制度及其参与质量，关系到国家是否属于合作类型的声誉。而通过参与国际制度建构良好的国际声誉，是国家在位势竞争中提升地位的有效途径。　　其次，在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引入了声誉因素来研究国家的外交战略。结构现实主义立足于体系层次，偏重于国家的安全与权力问题，对声誉因素关注不够，因而无法完整地研究国家的具体战略。引入声誉因素以后，国家表面上的非理性、非最优收益的行为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第三，本文运用声誉因素来解释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行为抉择，分析中国的历史声誉和面临的结构性压力。然后指出，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积极融入国际制度，参与国际事务，建构良好声誉，消减结构压力，促进国力的发展，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