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国民经济水平得到了大幅度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互联网的发展和建设中来。与此同时,互联网犯罪的数量、比重以及参与人数也随之提高,为了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秩序,更好的加强对网络社会的法治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为《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不少网络犯罪的罪名。其中新增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即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就是针对在网络环境中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特殊主体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入罪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跟随互联网发展起来掌握先进信息技术水平的群体,在网络上承担着提供服务和网络正常运营的重要责任,是互联网顺利健康运行的关键所在,其以网络技术的优先性、先进性和优越性,在网络生活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对应在法律层面,就伴随着更多的法律义务,扮演着自我审核、自我纠错、自我监管等多项重要的角色。但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不少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自身的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认识不足,不履行或者不积极履行相关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主观上认为履行与不履行结果都一样,对义务的履行持一种放任消极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过往的司法实践中未以合适的罪名和法律依据进行定罪量刑,针对这一特殊主体新设立的罪名便亟需承担起这一重任。但在该罪的理解和适用过程中,却存在不少问题。以“快播案”为例,作为主体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概念界定是否恰当,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是不是有必要条理清楚的列举出来,该罪的主观方面应该定性为什么,不同的危害结果该如何认定……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司法适用前详细合理地进行解释。不仅为了发挥刑法的作用,打击犯罪,使刑法能够正确合理的发挥社会治理最后一道屏障的效果,同时也要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对其进行最优的解释,保障符合必要性的原则。因此本文从四个部分详述对该罪的理解与适用。第一部分从历史沿革的角度了解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立法背景;第二部分通过比较法的研究分析,解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构成要素;第三部分通过对快播案的司法适用分析以及该罪与其他罪名的区分进一步明确该罪司法适用中的价值和独立性;第四部分重点从概念和危害结果两方面详述该罪的适用中可能无所适从的地方,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适用的改进提出了一点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