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末,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赢得了主流地位,并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方论战”的局面。国内学术界也随即展开了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研究和争论,其成果已相当丰硕。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还鲜有学者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区域经济合作问题。鉴于社会建构主义对国际合作有其独特解释,本文试图将社会建构主义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结合起来,一方面推动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另一方面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重新诠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自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在市场推动和各国政府引导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90 年代以来,东亚地区进入政府间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阶段,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进入 21 世纪后,制度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东亚主要国家对地区经济合作表现出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决心。因此,分析、解释和预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本地区政府、企业和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国际关系领域,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研究成果了了,这是因为战后以来比较成熟的区域经济合作实践及其理论都集中在欧洲,这说明运用现有区域经济合作理论解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着现实和理论“边界” 的差距。因此,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突破性理论研究,要求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这正是本文选择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来解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立意所在。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较为宏观的地区体系文化。它有三种理想状态:基于敌人关系的霍布斯文化,基于竞争者关系的洛克文化和基于朋友关系的康德文化。每一种文化状态都是由国家与体系的互动以及国家间的互动实践造就和支承的,同时体系文化也对国家产生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二是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国家身份既是国家对自己在体系中的位置和角色的主观认知,也是他者所持有的观念,因而具有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国家的身份界定了国家对自我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观念;三是体系文化的转变。这是国家间的互动结果,它表现为体系内国家新的集体身份的形成。新的集体身份形成的原因取决于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其中,自我约束是其它三个变量的制约性因素。本文通过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建构主义的分析和解释,初步得出了 I<WP=6>以下三方面的结论:第一,在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正在建构一种典型的、以尊重国家个体性为特征的、亲合作的洛克文化;东亚国家在与这种地区体系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各国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正在重新建构并越来越倾向于“东亚化”;东亚国家间的互动进程正在形成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的集体认同。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来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存在着不少障碍:一是在集体身份形成过程中,原来的国家身份与新的集体身份所界定的利益的冲突;二是合作中的信任问题。信任的建立取决于东亚的两个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的自我约束以及其它国家对自我约束的反馈。在这方面这两个大国的表现一个令人可喜,一个令人堪忧。 第二,社会建构主义相对于传统理论的优势在于:(1)社会建构主义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理论解释了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在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时行为或政策选择的深层原因。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驱动解释模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谈判解释模式,而是一个国家在互动中合作身份和利益重新建构的动态解释模式。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我们看到单纯的权力利益分析无法发现的角落。(2)社会建构主义关于三种国际政治无政府文化的分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增设了更加清晰的背景(3)社会建构主义的集体认同理论不仅解释了合作关系的形成,而且也解释了合作得以持续下去的内在条件和可能。 (三)社会建构主义作为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范式,尽管能够对区域经济合作勾勒出一个整体的、动态的分析框架,却不能在具体的合作问题上给予明确地分析。因此,社会建构主义代替不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而是对后者的恰如其分的补充。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亦此亦彼的互补关系。 本文共分为四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对传统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按照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进行了梳理,对每种理论的优势作了说明,然后概括了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指出这些理论在解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时,方法论上是不完整的,理论与现实基础是有差距的,同时无法解释进程中国家本身发生的变化及其对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影响。因此,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行新的分析和诠释。第二章,首先介绍了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然后确立了建构主义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三个分析层次:一是区域宏观体系文化结构;二是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三是区域国家间的互动进程(集 II<WP=7>体身份的形成)。第三章,按照历史时间顺序,以东盟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