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网络安全问题愈发受到关注,中美网络安全合作更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议题。中美两国曾经在多种国际机制框架内试图推进网络安全合作。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国也曾达成诸多双边协议,初步建立了对话机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网络安全合作戛然而止。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此: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网络安全合作为何无法维持和推进?本文采用罗伯特·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柜框架。基欧汉认为,有效的国际机制能够促进国际合作,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又建立在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上,而相互依赖关系受制于三个影响因素:敏感性和脆弱性、议题联系和多渠道沟通。本文主要采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着重选取政府文件与报告、新闻报道、相关国际机制信息等材料来分析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诉求及中美网络安全合作的困境。本文认为,既有国际机制无法有效促进中美网络安全合作,主要是由于存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缺陷。第一,联合国框架下的网络安全机制仍属新生事物,机制建设仍有待完善。在这种不完善的机制下,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难以就国际规范达成共识。第二,在其他国际多边经济机制中,网络安全问题往往居于次要地位,且偏向于关注网络安全问题经济的一面。第三,在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中,主要问题是政府参与度不够,非政府组织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有限。第四,虽然中美双方曾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建立了一些网络安全双边对话机制,但是由于缺乏退出机制限制、且两国派出的代表在专业性和级别上也不对等,因此效果有限。通过分析特朗普政府有关网络安全议题的文件和报告,本文认为这种机制失效的根源在于特朗普上台后中美符合相互依赖的变化。首先,由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和尖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美国对中国敏感性增强。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整体对华政策偏向强硬派。又由于在中美相互依赖中,中国对美国的脆弱性更强,因此特朗普政府从这种不对称相互依赖中获得了权力,并有足够意愿对中国运用这种权力。其次,特朗普政府采用议题联系策略,强化了网络安全问题中的国家安全维度,将其政治化,这有别于此前中美双方都强调网络安全的技术层面解决方案的做法。最后,由于特朗普政府介入过多政治手段,给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其他渠道设障,导致非政府合作渠道受阻。对中国来说,解决此问题有三种对应方案。第一,降低自身对美国的脆弱性。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降低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依赖,或者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有别于美国主张的国际网络安全规范。第二,中国继续坚持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脱钩,拒绝将中美网络安全争端政治化。第三,中美应该尝试从非官方、低层级的联系开始恢复,并保证仍然有效的联系渠道不被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