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社团的出现是当时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中国新文学走向自觉及成熟的标志。文学社团作为特定条件下自发产生的组织形式,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契机。社会环境激变,现代知识分子只有通过社团的集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文化价值和文学观念。留学欧美及日本归来的学生从不同层面为社团的产生准备了思想基础与人文背景,而大学则是直接孕育文学社团的摇篮。这些因素支撑了社团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家个体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必须通过社团的运作才能进入公众视野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功利性目的通过社团才能够得以更有效实践,这使得社团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必要组织形式。“五四”社团是在错综的社会背景及超溢文学范围的元素影响下产生的,从场面上表现为文学社团与综合性社团并存的格局。文学社团与综合性社团并存的局面为文学形态与文化形态攀附生长准备了温床。 “五四”社团现代特征明显,以知识权威为支撑,能够自主表达与实现自己的政治文化观念。文学观念是由作家的思想文化观念决定的,以社团为单元梳理,能更清晰地显现文学形态与文化形态的杂生状况。现代文学社团在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视外来文化对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秩序的重要性,对外来文化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这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适应现实的调适结果。文化观念以社团格局为依附,社团是多元文化观念的阐释者,在对峙与共存的复杂关系中建构了社会文化思想体系,形成“五四”文化汇流的不同脉络分支,在激烈情况下形成保守主义与激进文化理念之间的紧张对峙场面。 在不同文化观念的驱动下,许多文学社团树立起自己的文学观。以社团为保护伞客观上促进了社团成员文学观念的整合,逐步形成社团特色,推动以社团为载体的多向度文学思潮的发展。文学研究会在现实主义理论构建及创作上做出了努力与探索,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也以社团为攀附,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社团运作是作家为维护创作个性与社会话语权而采取的一种有效形式。只有考察作家与不同社团的关系才能完整地把握作家的个性。作家加入社团,在受益于同人帮助及社团运作模式的同时必须担负起对集体的义务与责任。社团成员的创作观念在向团体理念靠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妥协与牺牲。社团在维护自身理念及成员,还存在着对其他社团及成员的压制与排挤现象。 “五四”时期是古今观念、中西文化的特殊交汇点,观念各异催生了文学社团与综合性社团并存的局面。社团运作模式导致不同文化观念与文学观点激烈碰撞整合,在有效维护社团价值的同时使得社会的文化与文学理念向多向度与复杂化发展,造就了“五四”文学的复杂场面,推动了现代文学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