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中国古代文体史上的一朵奇葩，其亦韵亦散的文辞特点加之铺张扬厉的文风，使得赋文洋洋洒洒易于吟诵，汉赋便是在诗经、楚辞及先秦诸子等文学养料的滋养下，孕育发芽，在汉代吐露芬芳，最终成为一代文学。而关于“文学自觉”的问题，目前为止学术界仍未有统一的定论，自鲁迅先生起，文学自觉就同“魏晋”纠缠在一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坛中，“魏晋说”似乎已成定论，并无任何质疑之音，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龚克昌先生率先举起了“汉代说”之大旗，更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自觉的真正时代，诸多观点竞相迸发，犹如百家争鸣之势，但就目前的主流观点而言，中国的文学自觉起源时期仍在“魏晋说”与“汉代说”之间争论不休。本文亦先归纳总结文学自觉判定的依据，再将相关评判准则代入汉代文学之中加以论证，其中我们不难发现，汉代学者不仅主观上对文学有了独特的认识，将文学同其他学科独立出来，并且还掌握汉代文学之宗—赋的艺术特色，更能娴熟的将赋的所特有艺术形式运用到实际的创作当中，从史料上来看，汉代的赋作与传统的诗经相比，已由民间文学转向了宫廷文学，不仅如此，作家也由之前的业余作家转变成了专业群体，“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足已见赋作之大盛，当然，赋在汉代的兴盛又与其社会原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就是借助文学自觉的研判标准视图证明—“汉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