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本，它构建了非常独特的魏晋士人形象，对后世的士人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对魏晋士人形象展开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在导论部分里，论文首先对《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进行了界定，排除了女人、非知识阶层和虽为知识阶层却缺乏才情而遭到贬斥的次要人物，指出我们研究的魏晋士人包括皇族、士家大族、名士、高僧这样几个群体，并对“形象”一词进行了界定。接下来，论文从外在形象，言谈举止，雅趣嗜好三部分对魏晋士人形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每一部分为一章。外在形象部分，首先指出了对男子美的大规模欣赏与书写是魏晋时期特有的景观，具体从形体，服饰，装扮三个方面对男子美进行了研究。形体上，魏晋士人以高、瘦、白为美，以眼睛的明亮有神为美。对于魏晋服饰，论文首先指出了人们的争相摹仿是魏晋崇尚宽大服饰的一个重要原因，接着分析了两个服饰元素：帢与木屐。魏晋士人的装扮，主要研究了两种服饰风气：傅粉与裸裎。指出了它们所体现出的追求自我、任诞不拘的魏晋士人形象。言谈举止部分，从日常言语，清谈，神情三方面进行了研究。一，言语。魏晋士人在面对危机情景时，能以只言片语化解，显示了其反应的灵敏、机智；在日常言语中爱用典故，显示其学识渊博；评山论水注意词句的雕饰，显示其诗情玄心。二，清谈。论文分析了魏晋士人对清谈的痴迷，清谈对于谈家的理论要求，魏晋士人对清谈过程中言词的修饰等方面的内容，指出了清谈的游戏本质与美学意蕴。魏晋士人以神情的风流潇洒、气度不凡为美。相比形体，魏晋士人更重人<WP=3>物神情，可从两方面见出，第一，当两个形神俱佳难分高下的人物作比时，以神佳者胜；第二，人物貌丑而神可者，同样会受人赞誉。进而指出魏晋士人喜用光洁鲜亮的喻体比人，如玉，体现了魏晋士人对自我形象的追求。雅趣嗜好部分，从服药饮酒，山水游玩和兴趣爱好三方面展开探讨。服药与饮酒。对于魏晋士人的服药，论文指出了服药行为乃是魏晋士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而服药后的行散又塑造了他们具有诗化人生的形象。论文对魏晋士人饮酒行为的分析，征引大量《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指出了酒对魏晋士人形象的建构意义。山水游玩。论文首先指出了魏晋士人对于游玩山水园林的喜好，统计了《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所涉猎的山水，认为魏晋士人对于山水之美的欣赏是一种相对纯粹的审美活动，对于《世说新语》中的园林也进行了分析，特别对比了《金谷园序》与《兰亭集序》，分析了它们所体现出的士人精神。兴趣爱好。论文首先统计了《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的兴趣爱好，然后以鹤为重点，分析了鹤鸣，鹤舞，鹤及成仙与魏晋士人形象的关联。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对魏晋士人形象进行了总结。分三点：第一，外在风貌上的理想型：玉人。在形体上以高、瘦、白、丽为审美标准，在神情上以清、朗、秀、远为审美标准。玉人型人物为形体之美与神情之美的完美结合，其原型即为《庄子》藐姑射山神人。论文从意识形态、气宇宙论等角度分析了以“瘦”为美与以“清”为美的深层原因。第二，内在精神上的理想型：放达之人。魏晋是一个个体自觉的时代，追求精神自由与人性解放，放达之人是这种理想的最好的体现者。第三，二者合一的理想型：才情之人。人物品评中常用才情之有无品评人物，有才无情或有情无才都不会得到至高赞赏，玉人型与放达型都是指各才情型的，才情之人才是最终理想型。接下来对魏晋士人形象的生成进行了分析。第一部分从“有闲阶级”的角度对魏晋士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魏晋士人为了证明他们的有闲，可以通过明显消费，如追求饮食质量，身着华美服饰，如服用麻醉品，药与酒；可以通过代理有闲与代理消费；可以通过展示自身的文化素养，如修习高雅的文学艺术，培养高尚的审美趣味，因循特有的生活方式；可以通过与同类进行直接竞争，进行“歧视性”对比，财富的比较为多数人所不取，对比更多是发生在智力，审美力等领域。“有闲阶级”的理论构成了理解魏晋士人形象生成的<WP=4>一个角度。最后探讨了魏晋士人形象的接受问题。论文认为刘义庆在编著《世说新语》一书时即倾注了自己的文化想象，塑造了一种理想化的士人形象，在后人的不断接受与阐释中，这种理想形象进一步深化，理想色彩更趋浓郁，这与人的接受机制有关。论文简略介绍了后世对《世说新语》及魏晋士人的接受情况，着重分析了鲁迅与宗白华对魏晋士人形象的研究与 接受，认为他们二人与魏晋士人在性情上有相合之处。总之，“世说新语时代”的魏晋士人被广泛的接受了，他们被披上了迷人的光环，通过对魏晋士人的追思怀念，人们寻求着慰藉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