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禁止垄断协议构成了反垄断法律制度的三大支柱。在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达到申报标准的拟议经营者集中进行反垄断审查,评估集中交易对相关市场竞争产生的实际或潜在影响。经过审查,反垄断执法机构针对集中交易可以作出三种决定:一是无条件批准集中交易,二是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集中交易,三是全面禁止集中交易。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又称为经营者集中救济,与之相关的规范构成了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结构救济和行为救济是经营者集中救济的两种最基本救济方式。有关集中救济的适用,反垄断理论和实务界一直存在着一种争论:是否应当优先适用结构救济。传统观点更加偏好结构救济,认为结构救济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竞争隐患,而行为救济则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并购后企业的行为进行持续监督,且易于规避。近些年,传统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结构救济自身仍存在缺陷,且有可能造成新的竞争隐患,另一方面,行为救济的特殊优势正逐渐获得更多认可。2009年以来,美国司法部在几个著名并购案件中采取了以行为救济为主的救济措施。随后,在2011年,美国司法部对《合并救济指南》进行了修订,肯定了行为救济的价值,拓展了行为救济的适用。这些新变化再次引发了有关结构救济和行为救济孰优孰劣的讨论,支持和反对行为救济的声音不相上下。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也规定了集中救济制度。2014年12月4日,商务部颁布了《关于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规定(试行)》,并于2015年1月起实施。但是,该规定中并未对行为救济进行专门规定。自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商务部在24个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集中案件中,有15个案件采取了行为救济,这个比例相对较高,也因此受到国内外反垄断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不乏有观点质疑行为救济能否作为一种有效的救济方式。经营者集中救济对于实现集中控制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我国行为救济立法欠缺、执法有待进一步检验的情况下,对行为救济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目前,针对行为救济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仅有的涉及行为救济的研究也是在集中救济的大框架下进行讨论,欠缺针对性、系统性和深入性。在这个背景下,本文以结构救济与行为救济孰优孰劣为切入点,对行为救济展开专门研究,探求行为救济在经营者集中救济中的价值体现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行为救济的功能,从而为我国经营者集中救济立法和执法提供有益参考和建议。围绕上述研究目的,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对行为救济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一章和第二章作为基础理论铺垫,讲述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包括救济的概念、目的、基本原则及分类;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对结构救济和行为救济进行辨证分析、对行为救济分类及适用进行研究,以探求行为救济在集中救济措施中的价值体现;第五章重点研究行为救济的实施与监督,包括监督受托人、第三方争议解决、复审和处罚以及实效评估等内容,以探究如何保障行为救济实现其价值和功能;第六章对我国经营者集中行为救济立法和执法进行评价并提出完善建议;第七章对全文做出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通过对行为救济的系统梳理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研究结论:第一,从优劣比较和自身适用的角度分析,行为救济有其存在的自身价值,能够独立或辅助解决集中交易所产生的竞争问题;第二,对一项集中交易采取救济措施时,不应简单地基于救济类型而有所偏重,亦不应机械地套用模式化解决方案,应根据具体案情和反竞争效果分析,合理选择救济方式。第三,有效监督是行为救济的根本保障,应充分发挥监督受托人制度功能,探索引入第三方争议解决机制,积极开展行为救济实效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