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汇率水平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重要的价格变量,其变化改变着贸易部门的盈利能力和竞争格局,必然对相关企业、机构的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活动产生影响。本文研究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对企业、机构等市场主体所驱动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影响,为汇率影响实际经济提供了微观基础,同时也可以为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以及汇率制度改革背景下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启示。本文的技术进步是广义的,既包括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狭义技术进步),也包括管理运营领域的改善和创新；其本质上是经济效率的提升。本文由理论和实证两部分组成。在理论部分,从宏观、行业、微观层面上分析了汇率水平变动对企业技术、管理创新的影响机制。在实证部分,本文一方面采用科技活动和研发经费支出衡量企业的投入,另一方面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衡量广义的技术进步的成效,从而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第三章从宏观层面上探讨汇率水平的变动如何影响贸易和非贸易部门间的资源流动和再配置,从而影响技术进步速率。构建包含低技术非贸易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存在低技术非贸易部门的情况下,本币升值将会导致技术进步率下降；如果低技术的非贸易品部门对人力资本的吸纳能力较强,则升值带来的不利冲击尤为显著。第四章从行业和企业层面探讨人民币汇率如何影响外贸部门的技术进步。构建数理模型分析企业的技术采纳行为及均衡研发策略,结果表明：在高效率企业具有较大成本优势的情况下,本币适度升值会促使低效率企业退出研发活动,维持或者增强高效率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这种优胜劣汰效应有利于在长期内促进出口行业的技术进步；我国经济规模较大,扩大内需的潜在空间较大,有助于缓和升值冲击；而本币购买力提高有利于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会对外贸行业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对出口企业管理创新策略的模型分析表明,本币适度升值有助于促使企业通过管理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从第五章开始,论文进入实证部分。第五章使用1981至2010年间日本、德国、中国的时间序列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部门发展较为均衡的德国经济不受本币升值影响；非均衡发展的日本经济在升值冲击下波动幅度较大,我国经济波动幅度小于日本,波动延续时间较长。这一实证结果基本符合论文第三章的理论分析。第六章使用1998至2007年间我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上升1%,会导致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下降0.021%,其中,技术进步指数上升0.076%,而生产效率指数下降0.079%。其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导致资本密度提高,是促进技术进步的最主要渠道；升值还通过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抑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导致以国企为代表的非贸易部门比重上升是抑制技术进步的最主要渠道。第七章使用2006至2011年上市公司中的制造类出口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显著促进了出口企业研发密度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升值鼓励样本出口企业通过管理创新提高技术效率。总体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综上,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经济活动和资源转向非贸易部门(企业),这种再配置效应有利于缓和汇率冲击、维护经济稳定,但是在非贸易部门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种再配置在宏观、行业层面上都会对技术进步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适度升值带来优胜劣汰效应,以及本币购买力提高有利于进口先进技术设备,这些会促使优势企业加强研发、改善管理从而提升技术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未来我国汇率政策、币值管理提供了启示和指导,并给出了在升值背景下,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配套政策建议。总体上,本文认为汇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考虑实际经济的承受能力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尽量避免人民币汇率快速大幅升值对经济造成不利冲击,小幅适度升值或许有利于优势企业的积极调整效应由外贸部门向经济整体扩散。要获得转型升级效果尚需要采取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运营机制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