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建国伊始立下“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盟誓,确立了“非功不侯”的封爵原则。但在之后的历史中,外戚侯、恩泽侯、归义侯、宦者侯的封授逐渐打破这一原则。汉末建安年间,曹操以“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其绩效,足享高爵。”为指导思想,提出“虑为功首,谋为赏本”的封爵原则,对军功含义进一步扩大,向文臣谋士打开获取爵位的大门。魏明帝时期,文士凭借其世家大族的背景向皇权施压,从而致使官职成为封爵的依据。“封爵文官化”促成“官爵合一”,并逐渐形成“以爵叙官”、“以官叙爵”的官爵关系。另一方面,把持爵位的世家大族利用九品官人法,又使爵位成为起家清显的有利保障,“凭爵起家”逐渐制度化。但汉爵(乡侯、亭侯、关内侯)与五等爵并存使“凭爵起家”这一制度模糊化,最终导致两晋南朝“凭爵起家”制度的极不完善,只能以“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一言以盖之,与北魏“五等诸侯选式”相比相形见绌。总而言之,“官爵合一”使世家大族完全垄断爵位与官职,并在世袭的制度下形成门阀政治。而且,“以爵叙官”、“以官叙爵”的官爵关系对后世的官爵关系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