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司法实践加强了对“涉黑涉恶”犯罪和高利贷衍生的暴力犯罪的打击。当前,我国没有专设高利贷罪名,与其相关的罪名主要有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19年10月施行《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后,明确了以非法经营罪规制黑恶势力非法放贷。“涉黑涉恶型”高利贷犯罪研究的是黑恶势力非法放贷行为,发放高利贷成为黑恶势力实施犯罪的经济保障,“涉黑涉恶”犯罪又为发放和索取高利贷提供强大的暴力支撑。研究“涉黑涉恶型”高利贷犯罪,需要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高利贷、软暴力等法定概念。结合相关规定,可对“涉黑型”高利贷犯罪对如下定义:被依法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为获取高额利润,通过自有或吸收的资金,以超过法定利率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发放贷款,并以暴力、胁迫等暴力手段或组织威慑力进行催收的非法放贷行为。而“涉恶型”高利贷犯罪则可定义为:被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为获取高额利润,通过自有或吸收的资金,以超过法定利率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发放贷款,并以暴力、胁迫等暴力手段或组织威慑力进行催收的非法放贷行为。根据“涉黑涉恶”犯罪的不同类型,可进一步划分为公司型高利贷、涉赌型高利贷、强索型高利贷、网贷型高利贷及个体型高利贷。“涉黑型”、“涉恶型”高利贷犯罪的实证分析离不开相关案例的支撑。通过《无讼》案例网检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前(2016.7.1-2017.12.31期间),“涉黑涉恶型”高利贷案件有10起,其中,2起民事案件,8起刑事案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后(2018.1.1-2019.6.30期间),“涉黑涉恶型”高利贷案件达到40起,其中,刑事案件38起,民事案件2起。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动以来,“涉黑涉恶型”高利贷案件数量陡增,案件总数增长了3倍,刑事案件数量增长了近4倍。上述案例及统计数据,清晰地呈现出不同类型的高利贷“涉黑涉恶”犯罪特点和认定困局。借助近三年相关裁判文书的考察现状和出现的问题,可以分析出“涉黑涉恶型”高利贷犯罪呈现的以上特征,不断变化的原因,以及该罪在实践中认定困局的成因。成因大致如下:国家层面上实施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的影响;软暴力的实施效果好、犯罪风险低;与案件的性质和管辖有关;司法机关的纵容、包庇;基层办案压力大,办案素质有待提升;法律法规的疏漏加剧办案难度;案件侦办难度大;缺乏从重、从严的专章条款;规制“涉黑涉恶型”高利贷犯罪的罪名不齐备;刑事政策宣传不足等。党和国家的司法政策及近三年司法实践表明,“扫黑除恶”的政策导向倾向明显。结合“涉黑涉恶型”高利贷犯罪成因,并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美日等域外经验,可从民商经济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探讨“涉黑涉恶型”高利贷犯罪的刑法规制路径。刑事立法上,增设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恶势力犯罪集团罪罪名;刑事司法上,提升量刑幅度、加强对公司型和涉赌型高利贷犯罪的打击、加强对软暴力犯罪的打击、加强基层受案的司法指导;刑事政策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大“扫黑除恶”刑事政策的宣传力度、依靠基层政权并发动群众积极检举“涉黑涉恶型”高利贷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