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体系的核心,其能否有效运转对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有着深刻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央银行发生了诸多趋势性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通胀目标制的盛行推动了中央银行逐步增强独立性,开始揭开神秘的“面纱”对外进行政策沟通,并接受政府的监督和问责。尽管如此,全球中央银行在目标、职能、决策、工具等诸多方面还存在很大差异,这与其他金融机构具备通行的治理框架和标准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巴塞尔协议Ⅲ》成为银行监管和商业银行经营的重要治理准则;国际证监会组织制定的《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为各国证券监管和证券机构规范经营提供了专业指导;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颁布的《保险监管核心原则》为保险监管和保险机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国际存款保险协会出台的《有效存款保险体系核心原则》已经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及相关国家实施和评估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参考。基于此,国际清算银行于20世纪末发起建立了由中央银行治理小组和中央银行治理网络两部分组成的中央银行治理论坛,推动中央银行在实现“善治”的实践方面做出尝试性努力;理论界也对中央银行治理的诸多议题开展了学术探索。但有关中央银行治理问题的研究体系过于庞大,既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独立性、透明度和问责制等外部治理领域,而中央银行内部治理领域问题似乎很少受到关注,相关问题也缺乏系统的框架和细致的分析。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在提出中央银行内部治理框架的基础上对框架中的支柱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在既有文献将“中央银行治理”划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两者的概念,把“中央银行外部治理”定义为在特定政治环境中运行,有政治因素具体参与的、持续改进的中央银行行为秩序总和。把“中央银行内部治理”定义为在给定的外部治理框架下,没有政治因素具体参与的、持续改进的中央银行行为秩序总和。提出组织结构、决策机制和可用的财务资源及财务实力构成了中央银行内部治理研究框架的三大支柱性因素,并进一步阐明中央银行组织结构中的层级结构问题和决策机制中的危机时期金融稳定决策及日常管理决策不构成中央银行内部治理研究的主要领域。由此,中央银行内部治理研究框架中的三大支柱性因素可细化为区域组织结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财务资源和财务实力,文章研究的主要对象内容也将围绕这三个领域展开。这些有关文章内容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框架的界定、研究内容的解释说明以及文章结构安排的介绍共同构成了本文的绪论部分。在中央银行内部治理框架中的区域组织结构问题研究方面,文章分析了不同中央银行体制下区域性组织的制度安排和职能作用,指出收集和反馈区域性信息、应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而采取差别化货币政策执行策略、便捷金融服务管理、确保中央银行在较大地域人口范围内的民主性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央银行区域性组织的主要职能作用。继而,以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对美联储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和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推行大区分行体制改革的成效为背景,从权力争夺的视角对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区域组织结构改革展开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研究发现,两国中央银行区域组织的权力调整与组织重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美联储早期通过调整联储理事会与联储银行的政策决策权而基本保留了成立时的区域组织架构;人民银行在1998年大区分行体制改革后针对改革出现的弊端调整了大区分行与非大区分行所在省区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之间的职权边界而维持区域组织改革的基本架构。此外,通过比较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区域结构发现,不存在完全遵照经济区域原则设置区域性机构的中央银行。特别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地方治理中“官员属地化行政发包——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经济持续增长”的研究视角,提出现行人民银行大区分行组织架构不利于地方政府的公平竞争,大区分行体制下业绩考核与人事任免权的分离不利于区域性组织履行职能。在中央银行内部治理框架中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问题研究方面,文章从梳理中央银行决策机制演进着手,分析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较个人决策相比的优势和弊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类型和最优规模、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结构和其他行为特征等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委员会决策的优势在于融合不同的知识和信息、参与决策人员的多样性有助于决策启发、避免极端决策、降低政策决策结果的波动幅度。委员会决策的劣势则主要表现为“搭便车”和“群体迷思”,其中,货币政策委员会组织规模通常没有达到奥尔森所定义的“集体行动困境”程度、中央银行家所具备的技术型官僚职业素养和声誉机制的内在约束、货币政策决策程序透明度逐步提高和问责制的兴起等多种原因决定了委员会决策中“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明显,但“群体迷思”在信息讯号和声誉压力两个心理学和行为学因素机制的影响下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的效率效果构成了潜在威胁。第二,货币政策决策组织的类型不仅可以按照投票规则和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影响程度划分为集权型集体商议委员会、真正的集体商议委员会和个人主义委员会,还可以根据政策决策步骤划分为一次性决策和梯次决策。货币政策决策组织的最优规模受国家规模和人口异质化程度、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汇率制度安排等多种因素影响。第三,货币政策委员会中的中央银行内部成员与中央银行外部成员之间最优配置受组织规模影响,货币政策决策组织成员结构与组织规模存在非对称替代关系,规模较大的同质性决策组织和规模较小的异质性决策组织都可能是最佳选择。第四,在货币政策决策组织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吸收较多数量区域性代表参与决策可以实行投票表决权轮换机制,投票表决权轮换有利于增加区域性信息交流共享,但也存在“囚徒困境”的潜在制度成本。在中央银行内部治理框架中的财务实力问题研究方面,文章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的角度,提出中央银行财务实力的内涵包括以实现政策目标为最终衡量标准、强调持续地为运营提供资金的能力、注重政府和市场对相应操作的反应、需要与目标职能相匹配的财务资源等四个方面。本文构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中央银行实力研究框架,即“政策职能——财务风险——风险转移”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影响中央银行财务实力的职能、相应风险、风险转移和利润分配机制以及中央银行风险计量的会计标准。最后,结合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有关现状特征,为强化我国中央银行财务实力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