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发展,调解渐渐成为受欢迎的解纷模式。在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领域,调解方式也渐渐被国际社会推崇。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或简称《公约》)之前的规定,仅有1980年《调解规则》和2002年《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对调解活动进行规定。到目前为止,在执行由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执行机制。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生效,《公约》所调整的国际和解协议在一国执行的问题,首次纳入国际法规制之中。为解决调解制度的核心问题,《公约》设置了适用于《公约》的和解协议的执行机制。对《公约》第3条“基本原则”进行分析可知,该机制具体包括三个部分:依照本国程序规则执行和解协议;根据《公约》规定的条件执行和解协议;缔约国应准许当事人援用和解协议进行抗辩。分析美国、中国香港地区的调解实践可以发现,该机制吸收了调解实践的经验,补足和解协议无法跨国执行的局限性。从《公约》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来看,可以发现该机制难以运行的困境。例如,与国内法上差异很大、缺乏监管机制。但总的来说,《公约》和解协议执行机制,充沛发掘调解这一解纷制度友好高效的优点。中国尚未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但完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越国境的执行问题,将加快我国多元化解纷机制的构建。我国可在现行和解协议执行问题理论和实践情况下,考虑加快与《公约》执行机制的衔接进程,探究我国同《公约》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适配路径,对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立法和实践同《公约》该机制的差距,得出我国缺乏独立商事调解机构和独立《商事调解法》的现状。所以,完善和构建我国与《公约》执行机制的适配路径,是未来执行和解协议的大致方向,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路径探究。包括明确执行和解协议的主管机关、构建执行和解协议的救济路径、完善和解协议执行的审查机制、完善国内相关立法等等。探索《公约》下和解协议在我国的执行路径,以期破解我国国际商事调解事业在执行环节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