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对日和约》(下文简称《旧金山和约》)生效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将战争赔偿作为一种外交手段,以最大限度地减轻赔偿负担、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重返国际社会为目标,将东南亚地区作为重点,借赔偿之名、行资源开发与经济扩张之实,不但如愿以低代价解决了赔偿问题,还成功地开辟了东南亚市场,为日本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战后日本的国家形象。战争赔偿本应属于战败国的义务,但是日本却能在这个问题上同战胜国讨价还价并实现了自己的利益目标。是什么因素推动并催生了赔偿外交?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科学考察一国外交政策开辟了一条折中的道路:既坚持国际体系结构作为国家行为的第一推动,又主张将体系论忽视的国家内部因素带回研究议程之中,以弥补体系论在解释国家行为和政策方面的不足。本文借鉴了这种思路,将研究层次划分为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精英层次,其中国际体系层次的结构变量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核心自变量,国家层次和精英层次是从庞杂的国内因素中细分出来的两个层次,被视作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赔偿外交产生的根本动因正是国际、国家和精英三个层次作用的结果。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战时同盟的分化、美国远东战略的调整、东南亚地区权力真空的出现为日本的赔偿外交提供了先决条件和外部动力;从国家层次来看,不论是出于追随美国、改善外交环境的政治考量,还是为了拓展本国经济的生存空间,日本都必须首先解决赔偿悬案才能打开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从精英层次来看,日本财界对赔偿外交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决策者在该问题上也存在共识,这使得赔偿外交作为一项连续性政策得以顺利进行下去。战后日本东南亚赔偿外交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对于东南亚各国来说,一方面日本提供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在帮助东南亚国家重建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受偿国对日本经济的不对等依赖。日本是赔偿外交的最大赢家,借此摆脱了孤立的外交环境,国家形象得到显著改善,并且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和投资场所。从短期来看,赔偿外交对美国的远东战略起到了补充作用,巩固了西方的反共阵线;从长远来看,赔偿外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交流对话机制为后来东亚地区合作机制提供了借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