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急剧变迁、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向适度普惠社会福利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为分析青少年的福利责任态度现状以及青少年的福利责任态度影响因素,本研究提出两大研究问题并在研究中通过实证资料分析进行回应：第一,青少年的个体-家庭福利责任态度和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现状如何?个体-家庭、政府两个维度的福利责任态度现状有何不同?第二,在具体福利层面,影响青少年的个体-家庭福利责任态度和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因素分别为何?在整体福利层面,个体-家庭、政府两个维度的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有何不同?福利责任态度是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在学界对中国福利责任态度研究极少的背景下,本研究对福利责任态度的分福利提供主体和制度层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现实与政策意义。本研究提出“二维二层”的研究框架,将福利责任态度操作化为个体-家庭和政府两个维度,各维度分别对应福利责任态度的具体层面(基本生活保障福利、就业福利、儿童福利、老年福利和教育福利)和组合层面(根据量表通过因子分析合成)。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选取中国东北西南四城市(南京、天津、兰州和成都)的青少年为调查对象,描述与比较了各具体福利层面的青少年个体-家庭福利责任态度与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现状,分析了青少年的个体因素(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幸福感)、家庭因素(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是否就业、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居住环境和家庭社会阶层)、制度因素(福利获得和户口性质)与地域因素(所在城市)对青少年具体层面的个体-家庭和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在回顾现有研究关于福利态度的自利假设、中国家庭本位的福利文化假设,结合中国现阶段福利制度的城乡制度区隔与地域区隔现实,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上述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与地域因素对青少年个体-家庭和政府福利责任组合态度的影响及影响方向性。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福利责任态度呈现制度结构次序差异性和主体结构相对性。第一,制度结构次序差异性表现为不同维度的福利责任态度存在认同度次序差异：在个体-家庭福利责任态度维度,青少年从高到低依次更认同个体和家庭应该在老年福利、教育福利、儿童福利、基本生活保障福利和就业福利上承担福利责任；而在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维度,青少年从高到低依次更认同政府应该在基本生活保障福利、就业福利、老年福利和儿童福利上承担福利责任,同时也更认同政府应该延长义务教育时间。第二,主体结构相对性表现为个体-家庭福利责任认同度在各具体福利层面均强于政府福利责任认同度的“相对中心-边缘”主观主体结构。本研究还发现,在各具体福利层面(基本生活保障福利、就业福利、儿童福利、老年福利和教育福利),青少年的个体-家庭福利责任态度和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受到个体、家庭、制度与地域因素的影响,且各具体层面的个体-家庭和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在组合福利层面,青少年的个体-家庭和政府福利责任组合态度受到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域因素影响,制度因素对个体-家庭和政府福利责任组合态度均无显著影响,且数据仅支持城市地域区隔的态度差异,不支持户籍制度区隔的城乡态度差异。此外,在组合福利层面,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仅部分验证福利态度的自利假设。健康程度和幸福感对个体-家庭福利责任组合态度的正向影响、父母就业和父亲受教育年数对政府福利责任组合态度的负向影响能验证福利态度的自利假设,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体-家庭福利责任组合态度的负向影响、母亲受教育年数和家庭社会阶层对政府福利责任组合态度的正向影响不支持福利态度的自利假设。基于对青少年福利责任态度现状及影响因素的“二维二层”分析,本研究提出了整合个体、家庭和政府福利责任的福利组合构想：一方面,以个体和家庭为福利责任承担主体,扩大政府福利责任,以支持个体和家庭更好履行福利责任为现阶段的福利制度建设目标。另一方面,强调个体和家庭在儿童、老年和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福利责任承担,增强政府在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和教育层面的福利责任承担。受限于数据库和研究者水平,本研究在分析维度和层面的选取、指标操作化与分析结论的解释力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是福利责任态度的跨群体比较、福利责任态度与福利权利态度比较、深入整合多种因素的综合福利责任边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