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俄两国不断推进核裁军步伐,发生国际核大战的可能性似乎愈加减小。但是,国际社会并未因此而显得太平,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依然时刻威胁着国际安全。在东亚地区,朝鲜的核试验、轻水反应堆建设、卫星发射等取得显著进展,朝核形势的进一步严峻加剧了日本对邻国威胁的感知。面对复杂的国际地区形势,日本对于美国提供的延伸核威慑有效性的信心因美国奥巴马政府追求实现“无核世界”、高调推进核裁军而发生动摇。在日本国内,安倍政府以周边安全形势为由,谋求修改宪法,企图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政治保守化倾向日趋明显。在上述国际、地区、日本国内环境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日本内外有关核武装的言论甚嚣尘上。不少分析认为,日本早已具备高水平的核技术、大量的核材料及先进的空间运载火箭技术,核武装从技术上来说并无太大障碍；在日本谋求成为“普通国家”的道路上,政策突破并非难事；日本文化的实用性特征决定了它的核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且易于发生突然的原则性转向。因而对于日本是否会继续坚持长久以来的无核化道路提出了质疑与担忧。然而,核武装论多为某些政客充斥着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而个人的言论并不能代表国家的政策,正如核技术能力不能等同于拥核的动机。日本发展核武器在当前仍然有着不少影响因素。首先在日本坚持无核化政策的促进因素方面,日本积极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希望以此提高其软实力。这主要体现在其在联合国大会及第一委员会会议上的提出议案情况以及在议案表决中的赞成行为、在国际场合积极开展裁军及不扩散外交的行动中。同时,日本也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如获准进行核燃料的循环与处理、由日本公民担任国际相关机构的领导等,并难以承担突破机制的可能后果,如国际孤立与制裁、美日同盟被侵蚀乃至瓦解、相关特权被没收等。这些有力地促使其继续坚定无核化政策。其次在日本拥核的限制因素方面,主要存在着三大影响因素。第一,美国的制约作用尤为明显。美国通过向日本承诺并提高“核保护伞”的可信度、影响日本核材料供给的可持续性等途径,制约着日本政府对待核武器的态度。第二是核过敏的制约作用。核过敏直接促成了日本国内反对核武器的民意基础；同时,核过敏也影响了日本国民对于无核三原则的态度,即拥护无核三原则。这些均制约了日本政府对待核武器的态度。第三,战后初期起发展延续至今的吉田主义的经济优先本质,约束了日本军事过度发展,制约了其政治发展的右倾化,同时,外向型经济促进了政府的和平外交。吉田主义的这些作用制约了日本政府谋求发展核武器的可能走向。另外,日本地缘政治因素也制约了其拥核的可能性。日本坚持无核化政策、不发展核武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用,既维护与强化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牵制了美国核战略的大幅改变,亦对东北亚无核区的实现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同时这启示中国在监督敦促日本的核政策动向的同时,也应该对日本坚持无核化政策的举动表示肯定,并推动“东北亚无核区构想”早日实现。虽然当前日本的无核化政策受到了诸多挑战,但只要日本继续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提升其软实力、享受机制利益,并难以承担突破机制约束的后果,美国继续制约日本的拥核意图及能力,核过敏继续制约国民反对核武器、拥护无核三原则的态度,并进而制约政府的相关决策,日本在现实中继续践行更新的吉田主义而注意发展经济、避免军事过度发展与政治极端化,推进和平外交,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该政策仍将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