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蕴藏的信息并非不证自明,其非物质性的内涵更加隐晦。要对古代陶器进行文化阐释,就很有必要运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文章以具有新考古风格的民族考古学为指导,近距离地对中国传统制陶点展开了一次高分辨率的观察。通过挖掘传统制陶业的内涵,并确认制陶业相关行为留下的可辨痕迹,文章初步建立起制陶业人类行为和物质遗留的映射关系,进而将其应用到考古学假设的验证上。对36个传统制陶点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后,文章以制坯方法和烧制方法为标准,将它们分为5个类型。并排列为:1.捏塑成型,平地露天堆烧→2.泥片贴筑法/模制法/无陶轮泥条筑成法,平地封火堆烧→3.有陶轮泥条筑成法,一次性泥壳窑→4.泥条筑成粗坯再拉坯成型,无顶窑烧制→5.拉坯成型,陶窑烧制。可以看出,拉坯成型法是直接从泥条盘筑法演变而来。当然,以上只是制陶术发展的大体脉络,实际上还存在过渡类型、亚型和异型。接着,文章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将传统制陶业解构成7个环节,梳理出该文化事象自身的发展逻辑及其与制陶业发展的对应关系,然后观察该环节的行为与物质遗留的关系,进而引申出对原始制陶研究的具体启示。1.原料选取及处理。不同的制陶点选取和加工陶土的方法存在差异,会体现在陶器、陶土加工工具、取土坑和泥料坑上。在考古实践中,需综合搜集这些证据。2.制坯工艺。现存的制坯方法包括捏塑法、泥片贴筑法、模制法、泥条盘筑法、泥条盘筑粗坯再拉坯成型法及拉坯成型法等。不同的制坯方法在制陶工具和陶器上都有体现,其中有的信息具有指示作用,应当予以重视。3.装饰工艺。传统制陶业的许多装饰都是脱胎于实用需要。对于新石器时代最常见的拍印纹,要具体分析它是制作痕迹还是装饰纹样。4.烧制工艺。烧陶是人为行动对客观物质根本性的改造,极具辨识性。结合陶窑和出土陶器,便可大致推测出当时的烧制工艺。5.制陶地点。包括取土地点、存土地点、制坯地点和烧陶地点,大多在房屋附近,其中有的地点可能是重叠的。在制陶家庭中,烧陶地点和制坯地点常常分散在不同地方,而在制陶作坊中,则一般集于一处。6.使用方式。根据民族学材料,陶器最初应是作为炊器使用。然后传统制陶业经历了“一器多用”到“一用多器”的发展历程。7.交换与分配方式。包括馈赠、以物易物、市场交换和强制性再分配等四种形式,并且它们可以共存。在考古实践中,应结合陶器的分布、陶器集市的有无等线索推断当时的交换和分配方式。陶器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探讨陶器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梳理,文章发现传统制陶业存在村寨、家庭、性别等三个层面的社会分工。至于制陶行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形式,则大体有如下演变:1.制陶为女性或男性的副业,农闲时业余进行,家庭的经济来源依赖农业→2.男性专职制陶,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农业→3.制陶户专职制陶,不再农作,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为制陶→4.不同陶工集体生产的作坊制陶业。从第3阶段开始,制陶业与农业分离,实现专业化。事实上,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共存,甚至可以逆向发展。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留下的物质痕迹也不同,其中轮制、陶窑、标准化、规模化等可作为关键信息来把握。陶器研究的第三阶段是“透物见人”,解析行业背后人们的状况。文章从如何识别制陶者、制陶者的传承以及制陶者的迁徙等3方面进行了研究,给古代制陶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思路。以上研究,一方面对传统制陶业有了系统的认识,另一方面根据制陶业物质遗留与人类行为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对古陶器研究的具体启示。这些推论,有的已经与考古学假设相互验证,为陶器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