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小国外交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独立以后,新加坡确立了“大国平衡”的外交战略。冷战结束以后,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日趋成熟,不但在东南亚地区构建了中、美、日三国的动态平衡关系,更为自身赢得了生存空间,在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发挥了与其小国身份不对称的影响力。那么,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动因何在？按照“均势理论”的预测,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应该制衡区域内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冷战后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为什么表现出明显的“亲美”倾向？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借鉴威胁平衡理论的研究思路:将小国看作国际体系中重要的行为体进行研究,认为国家总是倾向于结盟制衡区域内最具威胁的国家,而实力和认知是一个国家判定其他国家威胁程度的主要衡量标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炼出分析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的三个变量:小国身份、权力格局和精英认知。其中小国身份是小国外交的自我定位;权力格局是小国外交的外部环境;精英认知是决策者的威胁认知。　　依据上述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冷战后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是小国身份、权力格局和精英认知三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小国身份来看,新加坡是一个小强国,实施大国平衡外交不但是为了缓解小国的安全脆弱性,更是因为独特的地缘位置和优越的国家治理为其提供了内部优势;从权力格局来看,冷战后东盟的崛起和东南亚地区斗而不破的大国关系为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提供了外部环境;从精英认知来看,新加坡决策者对中、美、日三国威胁程度的认知直接决定了新加坡的平衡对象。　　大国平衡外交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新加坡,而且还外溢到了地区层面。对于新加坡而言,大国平衡外交不仅保证了新加坡的主权与安全,促进了冷战后新加坡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且也加强了新加坡对美国的依赖性。在地区层面,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不但成为了美国重返亚太的助推器,而且对促进东亚地区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推动建立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