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代表,其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DI)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中国ODI表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截止2012年末,中国ODI按流量计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然而,中国ODI企业在取得显赫成绩的同时,也遭遇了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巨大威胁,如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以及2012年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失败。为了识别政治风险对中国ODI的影响,本文选择制度距离作为研究视角,就下面的命题展开分析,政治风险对中国ODI的影响机理怎样?制度距离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如何?新兴经济体国家ODI在国际ODI中发展迅猛,与此相反的是传统ODI理论发展缓慢,对新兴经济体国家ODI解释力不强。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在其高速发展ODI过程中,中国ODI呈现出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特点。一方面,传统ODI成因理论强调企业在具备竞争性优势的条件下进行企业国际化。然而,中国ODI企业却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条件下积极进行ODI并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于中国ODI企业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与传统理论不一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ODI企业的政治风险投资偏好存在异质性,中国ODI表现出东道国选择的高政治风险偏好。传统ODI理论强调东道国制度环境在ODI决定因素中的重要性,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直接影响到ODI企业的海外运营。鉴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ODI的差异,学者进一步提出在研究新兴经济体国家的ODI决策时,不能只考量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或环境,还要考量东道国和母国之间制度质量和环境的差异,即制度距离。这是因为相比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制度具有波动性,制度水平与制度距离两者对ODI的作用不具有一致性和稳健性。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决定了企业投资的风险和成败。中国ODI的成因理论有制度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由其派生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风险规避理论等等,但是上述理论对于中国ODI的影响因素还没有取得一致。这是因为它们忽略了ODI企业外部因素对企业ODI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还需要运用更加丰富的理论,来揭示制度因素、资源因素与中国ODI之间的深层影响机制。有鉴于此,针对现有ODI理论缺陷,本文构建了新的理论分析体系,建立了整合东道国制度因素与东道国资源因素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ODI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已有研究假设ODI企业的投资动因、制度距离国家类型是同质的,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分析投资企业的目标资源、制度距离国家类型差异对于企业ODI的影响。为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资源因素与制度因素对于中国ODI的影响,本文将上述二者进行了类型分解(制度类型：高制度距离类型国家、低制度距离类型国家；资源因素：自然资源动因、战略资产动因、市场动因)并详细考察不同类型下资源因素与制度因素对于中国ODI影响的变化。本文整合制度基础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采用制度距离视角,以中国ODI企业的东道国政治风险偏好为研究切入点,运用2003-2010年中国对48个国家ODI面板数据进行了下列研究。研究一,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因理论文献研究。近年来,国际ODI出现的一个变化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ODI发展迅猛、体量巨大,这类投资已经成为国际ODI市场的重要力量,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此相反的是,传统理论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ODI行为的解释乏力。传统ODI成因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ODI企业为研究对象,无法合理解释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特有的ODI特点,如ODI企业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条件下进行的ODI。为对这类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学者采用整合了制度理论与资源理论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ODI进行理论分析。这是因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的ODI具有区别于其他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特点,制度因素对于母国企业而言影响显著。例如,作为我国ODI主要力量的国有企业的ODI行为肩负了国家战略发展的目标实现与企业自身的战略计划达成的双重使命,容易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因此,母国企业ODI实施过程中的东道国资源因素与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共同影响了企业的ODI决策和行为,从东道国的资源因素出发能聚焦东道国的目标资源对于母国ODI企业影响,它是企业ODI的决策制订的根本要求和核心诉求。从东道国制度因素出发能关注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母国企业的作用,它表现为企业对于ODI外部环境的认知、反馈与互动,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影响母国ODI。现有理论研究均采用分别分析制度因素与资源因素对企业ODI的直接影响,或者分析制度因素作用于资源因素从而对企业ODI形成的间接影响。然而,仅考察制度因素对于ODI的决定作用,在实证过程中将夸大制度因素对于ODI的影响,同时会造成制度因素对于ODI影响机制的理解偏差。而仅分析制度因素对于ODI的间接影响,又会忽略制度因素在ODI实践中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只有整合地分析制度因素与资源因素对于企业ODI的决定作用,以及分析制度因素作用资源因素进而影响企业ODI的间接作用,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制度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ODI的影响,更完整地理解整合制度理论与资源理论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合理解释新兴经济体国家ODI的原因所在。通过对现有理论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母国ODI受到东道国资源因素与制度因素的共同影响,制度理论与资源理论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ODI理论研究中是一个有机的分析整体,不能分割,整合两种理论观点才能对新兴经济体企业的O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本文通过对现有理论文献的梳理,构造了一个整合两种理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但与现有整合分析框架不同的是,本文不仅仅分析制度因素与资源因素对企业ODI的直接效果,同时本文还研究了制度因素如何作用于资源因素从而间接影响企业ODI的作用机理。通过包含两种不同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更全面的揭示了制度因素与资源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国家ODI的作用机理。研究二,基于资源观与制度观的中国ODI动因决定因素实证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整合制度视角与资源视角的分析框架,考察资源因素与制度因素对于中国ODI的影响。第一,本文根据相关资源理论文献研究成果构建了包括资源寻求动因、战略资产寻求动因与市场寻求动因在内的资源分析框架。资源理论强调企业的ODI行为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与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资源配置,获取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所需稀缺资源,以增强企业的竞争性优势,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本文就东道国资源因素对于中国ODI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了中国ODI企业的目标资源对于中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为尽可能的体现变量特征,本文采用多个指标考察了自然资源因素(东道国石油和金属占商品出口的比重、能源产品产量)、战略资产因素(专利申请量、高科技出口占GDP比重)、市场因素(GDP、人均GDP、GDP增长率)对于中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ODI企业具有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与市场寻求型动因,资源因素对于中国ODI具有显著影响。第二,本文根据相关制度理论文献研究成果构建了包含了制度距离与政治风险在内的制度分析框架,并选取、构建相关代理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构建了制度距离与政治风险指数。现有研究多采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或者文化距离来代理制度距离变量,然而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发现除了上述两种因素之外,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差异也对于制度距离形成显著影响,此外少量研究采用复合指标构造了制度距离代理变量,然而这些变量均重点关注了宏观制度距离因素,忽视了微观制度距离因素对于ODI企业的重要影响。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采用了包含文化距离、法律制度距离、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微观经济制度距离等在内的距离指标,构建了二分法制度距离指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类似的,本文采用了包含政府稳定度、社会经济环境、投资环境、国内冲突、外部冲突、腐败、军队势力、宗教局势、法律和秩序、种族冲突、民主稳健度、官僚体系质量在内的指标,构建了政治风险指数。本文使用的多重复合指标构造的制度距离指数与政治风险指数能更全面地刻画代理变量的强度和特征,并且本文增加了企业层面的微观指标,更均衡地体现了制度在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的影响。本文实证发现制度因素中的政治风险与制度距离对于中国ODI具有显著影响,中国ODI具有高政治风险偏好与低制度距离偏好,较小的制度距离能帮助中国企业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制度距离视角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ODI行为研究中展现了极强的解释力,采用该视角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学界广泛认可,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以该视角分析新兴经济体国家ODI政治风险的相关研究目前尚是空白,而当前东道国政治风险已成为显著影响和制约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ODI的影响因素,因此以制度距离视角考察中国ODI的政治风险偏好,有助于发展相关制度距离与政治风险管理理论,并对我国企业的ODI实践具有指导意义。通过构建整合资源视角与制度视角的实证分析框架,本文实证发现,中国ODI受到东道国目标资源的显著影响,同时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于中国ODI也影响显著,制度因素与资源因素均为中国ODI的决定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东道国制度因素与资源因素能直接影响中国ODI,并且对于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ODI而言,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大,整合资源视角与制度视角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ODI的解释力大于分别使用资源视角与制度视角。研究三,政治风险、制度距离对东道国资源因素与中国ODI之间的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为提供整合资源视角与制度视角的分析框架的经验证明,本文在承接研究二的基础上,考察了制度因素对于中国ODI的间接影响作用,具体而言,本文进行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东道国资源因素与中国ODI之间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本文分类比较了政治风险、制度距离对于不同中国ODI动因类型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强度,并考察了ODI动因类型与制度距离国家类型的差异对于调节作用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考察了不同投资动因下,不同制度距离国家类型下,中国ODI动因、政治风险、制度距离、区位选择四者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实证发现：中国ODI企业在不同投资动因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政治风险偏好与制度距离偏好,并且上述两个影响因素对于中国ODI的影响强度也发生变化；此外,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中国ODI企业在不同制度距离类型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时,中国企业的ODI政治风险偏好受到制度距离国家类型、ODI动因类型的共同影响。在高制度距离国家,中国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与市场寻求型ODI企业倾向于规避高政治风险国家；而在低制度距离国家,政治风险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DI企业影响不显著,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与市场寻求型ODI企业倾向于投资高政治风险国家。同时,本文实证也揭示,对于中国资源寻求型ODI企业而言,企业倾向于投资高政治风险国家及低制度距离国家,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小于制度距离；对于战略资产寻求型ODI企业而言,企业倾向于规避高政治风险国家及投资高制度距离国家,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大于制度距离；对于市场寻求型ODI企业而言,企业倾向于规避高政治风险国家及投资高制度距离国家,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大于制度距离。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因素能通过作用于东道国资源因素而间接的影响中国ODI,因此表明运用整合资源视角与制度视角的分析框架对于分析中国ODI是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本文取得以下主要实证结果：第一,中国ODI具有高政治风险偏好与低制度距离偏好；第二,对于中国资源寻求型ODI企业而言,企业倾向于投资高政治风险国家及低制度距离国家,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小于制度距离；对于战略资产寻求型ODI企业而言,企业倾向于规避高政治风险国家及投资高制度距离国家,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大于制度距离；对于市场寻求型ODI企业而言,企业倾向于规避高政治风险国家及投资高制度距离国家,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大于制度距离；第三,在高制度距离国家,中国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与市场寻求型ODI企业均倾向于规避高政治风险国家；第四,在低制度距离国家,政治风险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DI企业影响不显著,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与市场寻求型ODI企业倾向于投资高政治风险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