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二位著名人物。陈垣最专精的学问在目录学、校勘学、史讳学、年表学以及辞章方面，史源学一科，是他的创造，治史的成绩集中在宗教史和元史研究。陈寅恪在宗教史、民族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文字学、唐朝和清朝文学、佛教与敦煌学和其他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所有这些领域，他不仅可以根据事物的演化和联系充分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创辟胜解，发前人未发之覆，而且在史实上追求通识通解。可见，二陈的学术蹊径大同，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治学经验都值得当代学人将其作为垂范。本文以考察二陈治史旨趣为主要线索，深入其学术著作，将作品与时代背景相关联，细致地运用比较研究法剖析治史之异同，以便突出学人个性与价值，拓展学术史比较范围，促进学术文化建设的深化。同时，探求二陈治史的规律性经验，对当代学者无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此外，对二陈治史旨趣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其所处时代史学研究的检讨，具有深刻而鲜明的学术史意义。二陈在治史旨趣上有着明显的同一性，他们都重史料，求真实，承续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风，在著作中都将古典与今情融于一体，在中国整体学术上又承担了忠于历史与信守价值的双重责任。不过，因二陈治学方向偏重点不同，他们治史旨趣的差异性也很突出。在爬梳史料上，一个强调竭泽而渔，一个强调旧史透新意；在治史方法上，一个注重文献钩沉，一个注重义理发覆；在政治倾向上，一个热心世务，另一个却刚毅独立；在学术自由上，一个能够与世沉浮，另一个却为“不自由毋宁死”而倔强孤傲。所有这些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形成，与其家世与教育背景、师友交游、地缘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外域思想及20世纪中国学术流变的大背景，都有很大关联。针对学界存在的二陈研究此热彼冷的现象，我们认为对二陈治史旨趣的比较研究，应该尽可能把握纯粹的学术评价标准，不带任何政治偏见，重在总结和继承他们留与后人的丰厚学术遗产，并将其学术思想与治史方法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