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持续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环境保护则有利于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因此,牺牲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效应的最大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活动并不是游离于生态环境系统之外的一种特殊活动,而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选择适宜的经济增长路径,强化对弱生态环境的修复,增加生态环境的供给,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本文首先基于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视角,透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的修复、保护进行了探讨。首先,对主流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经济系统理论、生态经济系统基本矛盾理论、外部性理论、自然资本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资源持续利用与环境修复等理论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同时对经济学文献中“弱生态环境修复”的论述短缺进行了探讨。第二,由于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会对弱生态环境会产生异质的影响,因此选择适宜的经济增长路径就有可能实现弱生态环境的修复。通过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水平通道、拓展的速水模型与生态环境修复的分析,揭示了强制性的制度创新与诱致性的技术创新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过度依赖不可再生资源持续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从而改变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既可以超越古典经济学中的马尔萨斯陷阱,也能够走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误区。第三,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弱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拓展的速水模型在西部弱生态地区进行了应用,通过对昭通经济增长的案例分析,揭示了昭通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再一次证明经济增长路径仍然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因果模式,弱生态环境问题也在进一步恶化。第四,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修复西部地区的弱生态环境,就需要超越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两个维度出发,并选择适宜的产业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经济增长路径过度依赖不可再生资源投入与牺牲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首先制度创新的维度出发,西部地区弱生态环境的修复既需要实现资源资本化的制度创新,也需要实行生态产业化的制度创新;其次从技术创新的维度出发,西部地区弱生态环境的修复不但需要实现资源资本化的技术创新,而且还要实现生态产业化的技术创新;最后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上,通过横向联合、纵向闭合、区域耦合、社会整合、结构柔性、能力组合等手段促进传统产业的生态转型。总之,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供给的持续增加与社会福利效应的最大化,就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扩大生态阈值,从而来达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