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己未特科所连接的两极——康熙皇帝和文人征士两方面着手,以清史文献和清人笔记文集为主要依据,依次考察此次特科开设的背景、缘起、目的、作用,汉族文士如何面对此一历史事件,明清之际士人的心灵轨迹,《明史》纂修与士人角色转换之关联,以期对清初士人心态变迁有较为深入和准确的把握。全文分为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正文部分一共四章,附录为主要鸿博征士自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活动年表。第一章考察清初汉族士人的生存境遇。无论是位极人臣的汉族文士,还是跋涉于科举之路的普通士子,在己未特科之前的生存境遇都相当恶劣。顺治帝对汉族文士才华的欣赏与对汉族官员的不信任结合在一起,加之满汉矛盾、南北党争,导致以陈名夏、陈之遴等为代表的在朝士人或处极刑,或遭流放。顺治帝进而以整顿士风为由,发起科场案,奏销案,明史案,一连串针对汉族文人的整肃,导致大量士子身罹祸患,考官亦不能幸免。这种境遇在己未特科诏开之前,始终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朝野之间的对立状况极为严峻,严重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第二章考察康熙践祚之后对治道的探求。康熙曾致力于从法制、钱粮、诉讼、吏治等方面改善民生,但收效甚微。康熙从恢复经筵日讲开始逐步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可持久”、“长吏贤,清本源”、“厚风俗,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君臣一德,内外一心”等治国理念,热心于以优礼、赏赐、宴请、切磋书法诗歌艺术等方式加强与汉族文士的交流。己未特科的诏开,正是康熙探求新的治国之道的一个举措,目的是广选举,抡人才,将常科之外的诗赋词章和经史学术之士引入朝廷,以便开展《明史》和其他大型文化工程的编纂,从而为其国家治理服务。第三章具体梳理己未特科考试始末、授官过程以及《明史》的纂修情况。明清易代之际,在出仕文人和跋涉科举之途的士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士人选择放弃科举,闭门读书,他们致力经史,讲学证道,坚守气节,关心世道人心,正是己未特科所要笼络的经史著作之才。在康熙帝的恩驭策略下,朝廷考前考后对待征士们礼遇有加,拒不赴试的气节之士亦是听之任之,一改顺治朝的肃杀之气。官修《明史》多年未成,私家著述屡禁不止,康熙帝委任鸿博们纂修《明史》,将私家著述纳入官方体系,至少在表面上达成了上下一体或说朝野和解通力合作的局面。其间争议不断的仍是靖难一事的书写、明清两朝断限、明亡之际忠义之士的表彰、隐逸之士的评价等敏感问题,朝野之间的内在分歧依然存在。第四章探讨征士们在诏开己未特科之际的不同心态。一百八十六名征士对待己未特科之态度,大致可分为七型：欢欣雀跃型、抗拒不从型、患得患失型、始拒后从型、进退皆道型、先从后辞型、失意不得志型。其中抗拒不从的遗民和榜上有名的布衣最为当世所注目,也是后世最为关注的对象,不少论者认为己未特科就是为这些遗民布衣而设。据笔者考察,布衣的心态在己未特科之前己悄然发生微妙变化,“千秋论述作,出处本同科”,以经史学术的讲求为媒介,遗民、布衣、贰臣、新贵之间的交游日渐频密,而寒士布衣的生计亦常依赖出仕文士的提携与帮助。例如朱彝尊,他少年时期坚守布衣之志,中年以后以“文章千古事”为人生追求,主动向诗坛主流和权贵主流靠拢,就显示了寒士对个人遇合的患得患失心理以及对致身清美、入侍禁近的渴望。随者时间的推移,顾炎武等人的遗民身份认同逐渐向学者身份认同倾斜,在学术上和清廷并不相左,所以他们对待征召与《明史》纂修的态度,前后截然不同。基于以上四章的论述,结语部分得出了不同于以往学者关于己未特科的结论。本文的看法是,己未特科的诏开,旨在以辞章学术为切入点,以文化认同和学术认同的方式,化解满汉矛盾和朝野对立的局面。己未特科前后,康熙表现出对书法、诗歌和经史学术这些汉族士大夫生活内容的强烈兴趣,这是他选择这种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己未特科对于清代文学艺术的复兴和经史学术的繁荣,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己未特科是在改朝换代这一前提下,新朝在内在价值观方面向汉族文化精英靠拢以期达成和解,是以汉文化治汉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步骤。附录选取了康熙文坛较为重要的十一位人物,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尤侗、施闰章、汪琬、陈维崧、汤斌、朱彝尊、彭孙通、徐釻、龙燮,按照人物年龄从大到小排列,将他们入清以后至康熙二十八年的主要政治活动、交游和文学创作,以年表的形式做了系统整理。笔者希望以这份年表为起点,在未来的几年里对“己未特科与康熙文坛”这一专题做更加细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