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高端芯片“卡住咽喉”之痛,在点燃民族激情、激发中国自主创新的决心与勇气的同时,也深刻暴露出中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长期困境,引发了本文对出口产品的能力积累特征和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思考。在全球产品网络中,如何通过能力积累和技术提升有效驱动产品的跳跃升级、提升产品的复杂度,改善本国在全球出口产品空间所处的位置,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第一,产品空间理论从宏观角度研究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演化,进而解释国家间增长绩效差异,由于缺乏对企业微观决策主体的足够关注而受到质疑;第二,对一个中高收入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产品复杂度提升不仅要克服自身要素市场的扭曲,还要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打压（《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已经将这种打压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2021年12月6日美国证监会（SEC）又全票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将打压上升到金融层面）,可见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必须得到政府政策支持;第三,由于产品复杂度的提升具有外溢效应,同时面临技术创新中信息不对称、风险不确定等市场失灵问题,因此,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不是简单的出口或进口替代补贴（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被视为禁止性补贴）,而是致力于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提升产品复杂度的可诉性补贴。由此,本文将宏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分解到微观企业层面,从企业生产与创新决策入手,挖掘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首先,扩展Romer内生增长模型,构建包含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研发部门、政府部门、金融部门与消费部门的六部门内生技术进步模型,通过对均衡状态的求解与分析,探究政府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第一,考虑到国际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与技术市场从来就不是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势必面临技术垄断发达国家的强力打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政府部门来突出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国际要素市场和技术市场非中性时政府对于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第二,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研发部门依赖于金融部门的融资功能开展研发活动,在模型中加入金融部门来对研发部门进行资金支持,同时,加入消费部门并考虑消费者的跨期消费问题。模型结论显示,政府补贴能够通过研发激励与融资约束缓解,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针对在开放经济下中国面临国际技术市场规则制定与执行非中性（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标准）背景,探求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激励的有效性,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产品技术升级理论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为全文提供理论依据。其次,基于产品网络空间测度了全球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质量调整后构建了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演化与分布规律,为全文的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撑。第一,基于BACI数据库提供的每个国家对于每一种HS6位编码产品的详细出口数据,构建“国家—产品”的二维逻辑矩阵,利用“反射法”测算了国家层面与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并用可视化图展现了其演化规律,发现产品的异质性不强是制约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原因;第二,考虑到不同国家即使出口相同的产品也可能存在质量差异,本文利用“质量乘数”来捕捉产品质量差异,对产品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进行修正,通过与海关数据库中每一家出口企业的详细贸易数据相关联,测算包含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信息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共4065012组企业财务样本与海关数据库共2379334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相匹配,最终获得2000-2013年833594组样本的匹配数据,测度了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宏观出口技术复杂度分解到企业,构建企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评价指标,弥补了直接由产品测度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而缺乏微观主体、不能够对微观主体行为分析的局限性,构筑了“产品—企业—国家”的完整分析链条。再次,跳出传统研究关注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或产出的“量变”测度,聚焦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质变”视角,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一,考虑到大样本的数据特性,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验证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并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Heckman两步法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对回归结果进行了检验;第二,考虑到补贴异质性问题,使用门槛模型验证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门槛效应,发现适度的补贴能激励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而过高的补贴则会通过弱化研发激励、提高寻租成本抑制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第三,使用三阶段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证明了政府补贴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机制与研发投入激励机制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创造性地采用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评价指标:一是弥补了现有创新投入、专利等指标没有落在企业最终产品上的不足;二是该指标涵盖全球出口产品空间中企业产品位置变化的信息,弥补了现有新产品产出指标并不能揭示产品技术进步具体方向的不足,为在全球出口产品空间中寻找中国“卡脖子”产品并给予政策支持提供政策思路。最后,深入到产品层面,聚焦企业产品动态转换,在产品转换条件下探究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同一企业在不同年份的出口产品编码数据,通过Python编程对企业产品转换行为进行识别,并对不同产品转换类型企业进行统计分析,展示其分布特征;通过Probit模型与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政府补贴对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效应,发现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新增产品,同时抑制现有产品的退出;进一步在产品转换条件下对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行再检验,发现政府补贴能够通过企业增加新产品,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创新性地在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方面引入产品转换情境,从新产品的进入与现有产品的退出层面,进一步探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同时验证了政府补贴具有激励企业新产品增加、同时阻止现有产品退出的“两重性”。本文结论与展望:第一,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所得到的“政府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结论,将为中国调整产业激励政策,加强产业政策与金融市场的有效配合方面提供理论依据;第二,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所得到的“中国出口产品种类较多,但总体上产品异质性不强,将制约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结论,将为中国政府制定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推动对外贸易发展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提高型转变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第三,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非线性效应检验所得到的“适度的补贴能激励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而过高的补贴则会通过弱化研发激励、加大寻租成本抑制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结论,将为中国在全球出口产品空间中寻找“卡脖子”产品、并确立科学合理的政策支持留下进一步探索机会;第四,企业产品转换条件下的再检验所揭示的“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新增产品,同时抑制现有产品退出”的结论,反映了补贴政策的“两重性”,将为进一步探索发挥其新增产品激励功能,加速落后产品退出的最优政策组合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