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政治是目前政治学界的理论热点,它主张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对此提供了极富洞见的思想资源。本文将系统地对这一思想理论进行解释,并提出自己的思考。阿伦特公民政治的问题意识源自于她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反思。“极权主义”利用意识形态和恐怖手段代替了宪政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运动成为推动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运动被认为是合乎于“历史的或者自然运动”法则,使国家制度陷入任意性和不确定性的运动过程中。阿伦特认为,这种不稳定的国家制度既受到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西方政治传统从柏拉图之后就陷入了以“制作”来代替“政治行动”的逻辑思维框架中,启蒙运动以后,理性支配下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代替政治行动支配了现代政治思维。极权主义国家就是建立在自然进程和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基础上,它消解了建立在法治、人权基础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社会历史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资本海外扩张推动了种族政策和“官僚行政体制”的出现。这些新的统治手段被复制到民族国家政治结构中,造成了公民政治平等和个人权利保障体系的衰微；资本扩张造就了本国人口的剩余,帝国主义的战争导致了政治难民,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个“无政治性”的国家结构。这些没有任何阶级归属和价值信仰的大众失去了对国家制度的认同,不能承担起政治社会的公民责任,因此,这种社会基础为极权主义乃至后极权主义的现代官僚政治奠定了基础。在阿伦特看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和现代无政治意识的公民是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国家制度,主权、人权、代议制等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不能确保一个稳定的政治共同体；相反,它们不断地制造出“去政治化”的社会大众。因此,她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经验中提炼出公民政治,并认为公民政治才能真正实现政治自由,才能保障政治制度稳定和创新,才能培育起负责任的现代公民。现代公民精神生活主要构成要素就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不仅决定了如何进行正确的行动,而且形成了道德“良心”的副产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平庸的恶”促使阿伦特深入反思如何防止政治中的“恶”,形成公民正确的政治行动。思维、意志和判断共同构成了精神生活的内容,其中判断最具有政治性。正确的政治判断是公民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也将促使公民在理性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共识。阿伦特思想中不同的支脉最终汇聚在公民政治框架中。“复数人”通过契约关系构建一个共和的政治体制,通过宪政和法治保证公民自由言说,通过政治思考和判断做出正确的政治行动。因此,阿伦特的公民政治不同于古典共和主义,古典共和关注公民的美德和公共利益;阿伦特公民政治关注的复数人的政治友谊和法治。阿伦特的公民政治也不同于现代共和主义,现代共和主义强调权力制衡、代议制等；阿伦特公民政治关注复数人的政治参与和具有在政治体制中言说的权利。以笔者之见,阿伦特的公民政治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阿伦特的公民政治如何才能嵌入到现代代议制的国家结构中,不仅能够解决公民的政治参与又能够保障现代政治运作的效率；其次,阿伦特公民政治的议题如何才能摆脱现代国家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不仅能够保障政治领域相对的自主性又能解决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最后,阿伦特公民政治如何才能调和政治意见与哲学真理之间的冲突,不仅能够保证公民意见自由的交流又能够保持真理独立存在。这三个问题是阿伦特思想中潜在的冲突的根源,也是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政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