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革新必然会导致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不确定风险的加剧。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在生物学等领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也在医疗领域治疗一些遗传疾病、癌症等方面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涉及生命、社会伦理、法律的价值位阶等的冲击,给社会公众带来了焦虑和不安,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践踏人类的尊严、侵犯相关人的基本权益、冲击现有的法律体系、扰乱社会秩序。因此,在发展的同时要严格限制人类编辑行为。2018年,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私自组建团队,实施了国家明令禁止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行为,随之,能够免疫艾滋病毒的基因编辑婴儿出生,当时,我国刑法只能以现有的罪名对号入座——非法行医罪,但是学界对此判决产生了争议。非法行医罪危害的法益是“医疗管理秩序”,基因编辑行为危害的法益是不是“医疗管理秩序”?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生效,新增“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刑法正式将人类基因编辑和克隆胚胎的行为纳入到刑罚的序列,本罪有着鲜明的预防刑法色彩。刑法条文的指向应该是明确具体的,但由于出台的时间比较仓促,本罪在保护法益、犯罪主体、情节认定、法条竞合等方面存在局限性和不明确性。首先,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不完善,具有滞后性,并不能对现存的生物技术发展产生有效的约束和规范,并且将基因编辑技术纳入到刑罚是国际的通用做法,本罪的出台具有非常重大的必要性。其次,从“人性尊严说”、“医疗秩序说”、“人类遗传安全说”来分析本罪保护的法益;对“情节严重”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增加刑罚的确定性;分析犯罪的主体和共犯形态,提出增加单位犯罪的观点;对“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进行定义分析和法律分析,明确入罪标准。再次,分析非法植入基因编辑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法条竞合,论证了“非法行医罪”、“故意伤害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评价非法基因编辑行为的不合理性。最后,分析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以期在生物技术发展和刑法规制之间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