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的扩张及干扰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环境响应,定量评价人类活动对区域环境的干扰是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作用的基础。对人类活动干扰效应的评价有助于更好地探索引起区域自然环境变化的驱动机制及规律,不仅对维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示作用,而且为合理调控人类活动的各种行为,预防或减少可能产生的环境危机及区域规划管理政策的制定奠定基础。本文基于“木桶效应”原理和“人为干扰度”理论,从自然环境和人类干扰两个因素层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共15个评价指标),进而借助空间距离法对自然资本和人类活动进行定量估算和空间化表达,并采用比值法模拟了中国北方地区环境干扰度分布格局,用以表征人类活动作用于区域自然环境而产生的真实干扰效应及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GIS技术,采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环境干扰度的时空变化规律,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和逻辑分析揭示了环境干扰度的主要驱动机制,提出相应的减缓人类活动干扰的分区域治理的建议和措施。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果:(1)从环境干扰度的空间分布格局看,2000年、2010年和2018年中国北方地区的环境干扰度类型主要以微度干扰和低度干扰为主,二者面积总占比均达到75%以上。高干扰度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东部地区中的东北平原区和黄淮海平原区,而低干扰度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的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结果发现,这种空间分布格局与区域自然环境本底的优良、人类活动的密集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整体来看,中国北方地区环境干扰度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化特征。(2)从环境干扰度的尺度效应和地带性分异规律看,在不同的行政区划尺度上,环境干扰度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趋同性,即省域、市域和县域三个尺度的干扰度均具有方向一致性特征,主要表现为自西向东方向上,其干扰度存在逐渐递增现象。从环境干扰度在行政区划尺度上的变化状况来看,在省级尺度、市级尺度再到县级尺度上,干扰度较高水平的行政单元数量呈增加趋势,且变化愈加显著,干扰度等级的分布及数量的增减亦有变化;除此之外,中国北方地区环境干扰度的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经度地带性分异规律,以东经105.487°为界,东西区域的环境干扰度水平差异显著,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从环境干扰度的空间依赖性看,2000年、2010年和2018年环境干扰度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_g)值均达到0.8以上,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高空间集聚性和高空间依赖性的分布特征。研究区这种空间依赖性分布特征反映了人类活动干扰效应的高度聚集,且其局域空间自相关特征反映出环境干扰度较高的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人类用于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而环境干扰度较低的低低集聚区则大多分布在无人区。(4)从环境干扰度的时空变化格局看,2000-2010和2010-2018年两个研究时段环境干扰度均表现出上升趋势,且后者不同干扰度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更为频繁;整体来看,研究区环境干扰度的整体转换类型以持续稳定型为主,面积占比达到73.63%。干扰度的波动增高面积大于波动减低面积,说明在过去20年内研究区环境干扰度有所增高,且自然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所产生的干扰效应是有所增长的。(5)从借助地理探测器获取的环境干扰度驱动机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看,2000-2018年,按因子影响力q值高低依次排序为:土地利用强度>NDVI>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年降水量。其中,土地利用强度q值在不同年份均达到0.8以上,说明其对影响环境干扰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除此之外,NDVI作为抑制环境干扰度进一步扩张和增高的积极因素,在环境干扰度变化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行环境干扰度评价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缓解中国北方地区自然环境受人类活动干扰所带来的影响,为未来环境治理,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参考。论文中依据空间叠置法提出的分区治理方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参考价值,是未来环境评价和治理研究中值得尝试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