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立法者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指定居所”的具体规则和程序,作为一般监视居住的下位概念和执行补充,在经历了近7年的司法实践中逐渐被社会所认可。2018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使公安机关继承该制度的决定权和执行权,这从一定程度上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一种强制措施被立法者认可,被公安机关认同的现实,但在实践中,由于不同机关、不同部门、不同人员对条文的认识偏差、诉讼利益的不平衡、立法层面的不完善,导致决定和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侵犯私人权益、难以实现救济的情况发生。基于以上背景,笔者从研究现状着手,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立法历程、适用条件、特征性质、功能定位进行描述,通过对比借鉴境外类似强制措施的经验,结合笔者在公安机关从事法制审核工作的实践经历,列举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运用中存在着措施适用率较低、适用条件选择以“无固定住所”为主、实际执行期限不长、指定的地点固定、司法机关之间连续适用的现状,根据适用现状进而分析了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异化成侦查从事和羁押措施、措施的决定和执行过程缺乏有效监督、对适用条件“无固定住所”条件的扩大解释、对“有碍侦查”的任意解释、行刑衔接折抵期限规定不明、执行主体错位适用的问题。以存在现状和即有问题为突破口,分析务实操作中的问题成因,进而提出重构这一制度的运行模式、明确法律要件、优化监督方式、改善救济途径等方法,以求更好的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重新定位,发挥其作为强制措施的程序效能,保障被采取措施对象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