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裁量。作为一种权力的具体形态，裁量权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最大限度地影响着社会的进程。法谚云:有权力必有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现代宪政主义之下，控制权力的滥用，遏制权力的腐败是其基本要义。裁量统制被誉为“行政法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司法是对裁量的事后统制，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事务纷繁复杂，从本质上看，裁量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益，但行政机关必须根据法规范决定其行为的方式或者形态，因为裁量并非不受约束的权力恣意，它也要遵循一定的法原理、范围、标准、方法和模式。　　司法统制的法原理主要包括立宪主义原理、法治行政原理、基本权保障原理、比例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立宪主义原理立足于权力分立的观念，通过司法权的介入，控制行政权的恣意，维持权力的基本平衡。法治行政原理强调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遵照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机关只有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相应的行政行为，并通过行政程序的履行，监督权力的运行。基本权保障原理要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即便在紧急状态下，公民的基本权也不能成为维护公益的手段;另一方面，在后现代国家时代，行政机关更要积极增进公民的社会福利权。比例原则意图表明裁量权在行使过程中，手段合乎目的，行政机关应当采取最小损害的行为方式，保护最大的利益。信赖保护原则要求政府诚实守信，保障相对人的预期利益，恪守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禁止行政行为的反复无常。　　司法统制的范围是指裁量是否纳入法院审查的程序，至于法院在何种深度或者强度上进行审查，在所不问，它解决的问题是法院在多大宽度上对裁量进行审查。行政主体的判断过程大致可分为:行政法规范的制定、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要件的认定、对程序的选择以及对结果行为的选择。从裁量的普遍性来看，行政裁量可能存在于行政过程中的任何阶段，根据法治行政的原理，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应当受法的拘束，只是拘束的程度有强弱之分。有范围就有界限，司法统制的界限是指裁量事项非常复杂，并非所有的裁量行为乃至细节都要接受全面的审查，尊重行政机关的自主判断，司法保持自我谦抑的品格、适当地“收缩”，可能更加符合法律的正义。具体来看，因国家行为涉及高度政治性的因素，法院不能也无力以自己的判断来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机关对事实情节更加了解，以此为依据所作出的判断，比法院基于事后调查得出的结论更准确，此时法院就应该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裁量本身就意味着，考虑各种因素变化，立法赋予其灵活处理的权力，若司法介入过深，反而使行政陷入“僵化”的境地;从国家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司法全面地介入所有的裁量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最为重要的是，划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目的在于防止它们达成“合谋”，从而在根本上维持现代宪政结构。　　司法统制的标准是指法院在审查裁量行为时，判断该行为是否合法或者合理所依据的，并就此作出决定、裁定或者判决的一种标准或者基准的统称。标准与范围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在后者程序之后，即只有确定了统制的范围与审查事项，标准才得以产生与被采用。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具体性审查，这种审查可能会采用一种标准或者数种标准，这取决于被审查对象的性质与审查目的，采用的标准越多，意味着审查越严格，强度越大，反之亦然。从审查目的来看，标准的设定与运用，是实体问题判断的关键环节，法院最终作出何种性质的裁决，重要的凭据在于标准的设定。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是学界研究的基本态度，但考虑到行政事项的复杂性，我认为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建构更加具体化的标准，即在合法性标准体系下，可以拓展为是否符合法定目的、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逾越或者滥用法定权限、是否构成违法的裁量不作为以及是否遵循先例等二级标准;在合理性标准体系下，可以拓展为事实认定是否合乎情理、法律推理是否合理、程序是否合理、考虑是否恰当、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是否忽视受保护的重要利益以及结果是否公正等二级标准。当然，标准的划分是相对化的，它们可能存在相互转化的倾向，具体情形得由法官进行裁量。　　司法统制的方法是指基于分权制衡的原理，法院在审查裁量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思维或者技术的总称。我认为，充分认识判断过程审查、法规范解释与利益衡量的方法，并建构科学的方法体系，有助于提高司法统制的效率与效力。判断过程审查的方法，是指基于行政行为的作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法治行政的原理，法院得以全面地审查该过程中裁量行为的方法、方式或者技术的总称。判断过程审查的适用具备广泛性，能够对行政机关进行全面性地掌握，可以更加严格地控制裁量权的违法行为，对于相对人的保护网络也更加细密。法规范解释的方法是指鉴于法律的确定性是相对的，根据实质法治的理念，公权力机关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的情节或者事态，所采用的法规范解释的方法总称。客观性原则是法规范解释的首要原则;其次是遵循合法性原则，即裁量必须遵守现行法律的规定，从权限、手段、方式、后果、程序等方面严格依法行事;最后是恪守合理性原则，由于合理判断的弹性较大，可以由行政机关灵活把握。从形式上看，法规范解释的方法主要有文字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以及法益解释。法规范解释的方法是一个系统，司法机关应该针对具体的法规范与事实情节，全面统筹地运用，提高法规范解释的可接受性。利益衡量的方法是指司法机关在审查裁量行为时，判断该行为是否忽视了重要利益，是否侵害了不必要的公益或者私益，法官根据法律与事实，所采用的平衡各方利益的方法的总称。利益衡量主要有两类实现方式:一类是实体性的方式，另一类是程序性的方式，前者主要包括行政调查与说明理由制度;后者主要包括程序公开与听证制度。在方法哲学上，司法统制的关键在于树立“问题决定方法”的方法观，只有明确了“问题意识”，才能确定具体适用的方法，相关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司法统制的模式是指通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总结以及学理上的持续研究，所形成或者建构的关于司法统制的一种标准体系，亦称理论模型，这种模型不仅仅是一套技术规则或者图谱，也是关于统制的目标、原则、功能、手段、规范、标准、行为形态与法律制度的综合体。建构模式的意义在于把握裁量的本质、提高审判效率、树立司法权威、预防司法的专横以及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从域外实践来看，模式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权力要素、规范要素、机构要素与标准要素。我认为，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司法统制的模式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目标模式与手段模式。目标模式旨在价值取向上为法院审查提供方向的指引，手段模式则主要是从制度上形成法院审查的标准及体系，并且，将目标模式与手段模式勾连起来，在整体上建构司法统制的高级形态。具体来看，在目标模式中，可以分解为三大目标，即“权力监督权力”作为根本性目标、“规则约束权力”作为一般性目标和“功能引导权力”作为特定性目标。在手段模式中，可以分为三种手段，即“行政诉讼”作为裁量权统制的终局性手段、“非诉程序”作为裁量权统制的过程性手段和“司法建议”作为裁量权统制的辅助性手段。任何裁量问题的判断，既要接受目标模式的价值考验，亦要服从手段模式的程序拘束，司法判断的结论应当是两者共通作用的结果，只有将两大模式整合起来，形成机制上的合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之际，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依然是一个重要任务。从宪政主义的高度来看，司法统制只有与其他机制统一起来，全面完善立法制度、行政解释制度、行政程序制度、行政监察制度、行政伦理建设以及社会监督机制等，提高法律职业者的专业素养，广泛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才能使行政裁量焕发“生命之光”，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