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以来，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文化繁荣、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日益加剧了社会对自然的支配。自然成为了社会的敌人，遭受无情的劫掠。生态危机凸显了自然的反抗，人们开始反思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世界难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兴流派，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深入地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因其理论反思的深刻性而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对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本·阿格尔加以密切关注，系统地探讨其相关思想，也就成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其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本·阿格尔出版了10多部学术专著，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本·阿格尔一贯坚持以马克思的辨证方法为分析框架，始终沿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人本主义传统，积极吸收左派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批判性社会理论的激进因素，深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问题成因、社会根源与破解之道。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阐发、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定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设计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五个方面。本·阿格尔对马克思的辨证方法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不断加以修正，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旨在实现全面解放的广义批判理论。基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观，他确认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现代性历史情境，确信它因根植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并与其它社会危机交叠共生而成为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社会顽疾。鉴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他指认资本主义是一个致使异化剧增的总体性社会制度。本·阿格尔把资本主义的总体性逻辑从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支配，拓展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对再生产加以支配的各种等级制，在总体性层面上对之予以强烈批判。除此之外，他还多维度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意识形态、文化工业、官僚政治、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本·阿格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深刻揭示了其生态危机的根源，也直接指出了其历史命运。在继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会途经社会主义革命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基础上，阿格尔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不但反对霍克海默等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上的悲观主义，而且也不满意于传统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暴力模式。沿着马尔库塞所推崇的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个体主体的“新敏感性”、哈贝马斯所理论化的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集体主体的“新社会运动”的方向，本·阿格尔倾向于非暴力的社会变革，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可能和具体战略。他强调社会变革必须施行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从日常生活着手、重塑大众自我、限制经济增长、打破权力专制等举措。在本·阿格尔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诉求，是走向人与自然获得双重解放后而和谐相处的无异化社会。尽管本·阿格尔先后用“生态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对话的美好社会”和“作为乌托邦的舒缓现代性”来指称生态社会主义，但他强调它的本质规定性在于经济上的稳态模式、主体间的民主对话和单个人的自由实践。作为新左派的本·阿格尔，其学术思想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熏染。根据其学术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紧密关系，可以把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定位为重建的批判理论，进而纳入到第三代批判理论范畴。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承上启下，彰显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返本开新，推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关照现实，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议程。不过，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其理论局限，主要体现为删节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科学维度；误判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时效性；低估了商品生产的长期性；高估了民粹主义的社会变革潜力，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地位。这些理论局限致使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带有乌托邦色彩。目前，本·阿格尔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学术界，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仍在不断发展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跟踪性全面研究，还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