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严格限制乃至废止死刑已呈浩荡之势。我国亦不能自外于世界。晚近十多年来，学界对于我国当前死刑制度的改革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制度要变革，观念是先导。特别是对于有着悠久死刑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来说，崇尚死刑的观念在民众中还普遍存在，死刑报应观念和威慑观念还极为强烈，这些不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死刑观念已经成为死刑制度改革的严重障碍。对死刑观念进行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对于我国当前和今后的死刑制度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之现实意义。　　论文共分五个部分:　　一是死刑观念的界定。本文采用广义的观念概念，认为死刑观念，就是指人们对死刑的认识和主观态度，其主要表现为死刑认知、死刑情感、死刑心理和死刑思想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死刑认知就是人们通过直接的感官体验或者通过知识而间接获得的对死刑的感性认识。死刑心理是人们对死刑现象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在内心的固化，它表现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感受和心理反映以及长期形成的习惯和风俗等心理文化。死刑情感，就是人们对死刑所持有的一种含有价值性评判的主观态度。死刑思想体系，是指对死刑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化的理性认识和态度。为了对死刑观念的成因及其对死刑制度的影响作用等进行深入分析，论者依据不同标准，将死刑观念做了如下分类:根据人们对死刑的态度，将死刑观念分为崇尚死刑的观念、严格限制死刑的观念和废除死刑的观念;根据死刑观念的主体，将死刑观念分为统治阶层的死刑观念、学者的死刑观念和社会公众的死刑观念。　　二是死刑观念的基础及影响因素。在死刑观念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政治状况、社会文化是死刑观念形成和变化的基础，对死刑观念的状况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人权思想和全球化等是其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死刑观念的进化和变革起到促进作用。其中，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犯罪状况，决定着人们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影响着国家的社会调控能力以及社会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认同，并通过这些影响间接而重要地作用于人们的死刑观念;在政治文明的国度里，死刑不再是维持专制统治的工具，进步的死刑观念才能得以传播，并且宽松的社会环境也可以极大地减少社会矛盾，而废止死刑国家的政治状况也表明以民主和法治为内涵的政治文明是废除死刑的政治基础和前提;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决定了人们对死刑的观念形念，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各国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死刑观念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文化交流促进了先进死刑观念在各国的发展。另外，本文也强调指出，人权思想为死刑观念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而全球化则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推动力量，二者对死刑观念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是中国死刑观念的历史考察。古代中国发达的死刑制度、丰富的死刑思想和悠久的死刑文化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死刑观念，也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死刑观念带有严重的历史痕迹。复仇观念、刑罚报应观念、威慑观念、慎刑、恤刑观念是中国古代死刑观念的主要内容。第一，复仇观念。中国古代的宗法伦理制度和儒家思想文化使复仇成为复仇者的正当义务，复仇文学的流行强化了民众的复仇观念，而封建刑法对待复仇行为的态度也鼓励了复仇观念的盛行。第二，死刑报应观念。“杀人者死”是中国古代因果报应观念的具体表现，在历朝代的立法和司法中均有相似的规定，中国悠久的因果报应思想、宗教文化使死刑报应观念在民众中根深蒂固。第三，刑罚威慑观念。中国古代法家的刑法工具论是刑罚威慑观念的思想起源，封建统治阶层尤其青睐于死刑强大的威慑功能，对死刑威慑功能的强化使我国古代的刑罚制度极为严酷:死刑罪名繁多，执行方式野蛮残酷，死刑滥用，株连无辜，死刑执行公示。第四，慎刑、恤刑观念。慎刑、恤刑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人道主义之体现，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其中，传统的天道思想、仁爱思想、刑官报应思想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考察中国近代以前的死刑观念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是总体上向着人道、宽缓的方向缓慢发展;其二是发展的非线性和无规律性;其三是缺乏科学、进步的思想指导，死刑观念虽然在局部有些变化，但并没有质的改变。　　四是死刑观念的现状及成因分析。本部分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我国死刑观念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第一，国家政治决策层的死刑观念。　　第二，我国刑事立法中死刑观念。　　第三，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死刑观念。　　第四，学者的死刑观念。　　五是死刑观念之变革。其一，关于死刑观念变革的基础。转变死刑观念是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必要而又迫切的要求，并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死刑观念之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精神支柱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以人为本”理念为死刑观念变革设定了明确的价值趋向;民主法治为死刑观念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公平正义为死刑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二，关于死刑观念的变革目标。包括国家政治决策层、学者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应当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以理性的思维方式看待死刑问题。同时，人们不应仅局限于主观的理性思辨，还应当超越理性之上去追求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目的。从理性的视角出发，死刑的报应性和威慑力不仅是客观的存在，而且得到通过理性分析得出的报应理论、威慑理论的支持。但是，我国社会各界所存在的报应观念、威慑观念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成分，应当对其进行理性的批判。从理性视角观察死刑报应观念和威慑观念，报应应当是以犯罪人的罪责为基础的报应;威慑应当是报应限制下的威慑。那种泛化的死刑报应（报复）观念和无节制的死刑威慑观念是盲目无理性。学界以死刑报应和死刑威慑为基础去探讨死刑的正当性，无疑是选错了地方，脱胎于原始刑法的复仇与恐吓之报应与威慑，既有以理性著称的启蒙理论的支撑，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历史悠久的报应与威慑在含义上已趋于稳定，缺少符合当代以及未来体现人类发展需要的人文精神之张力，因此，变革死刑观念，除了对现有报应观念、威慑观念之正本清源外，还应超越逻辑之理性，建构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新型死刑观念—即人道理念。只有建立在理性之上并超越理性的人文关怀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死刑的正当性。因此，我国当前死刑观念变革要倡导人道观念，弱化死刑报应观念和威慑观念。　　其三，在死刑制度改革和死刑观念的变革中，民意是无法回避的主要问题。我们要以社会各阶层的合力推动、引导民意向着人道、宽容的理念发展。其中，学者应当负起启蒙的责任，政治决策层应承担起引导的义务，立法、司法机关应当以减少死刑立法和死刑实际适用的方式发挥促进民意变化的推动作用，而新闻媒体则应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减少死刑观念变革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