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可以是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经典形式,也可以是工业化后阶段人口、资源向乡村居民点集聚的后现代形式。无论那种形式,只要人口和资源在城乡空间上得到重新调整,我们就可以认为,城乡关系的转型还在继续。发达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后阶段其城乡转型的模式已经从将人口和资源集中在若干中心城市的模式转变为将人口和资源分散到小城镇和村庄的模式,实际上西方国家在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走了一条不同于人口城市化率50%以前的传统城乡转型道路,即在进入城市社会后更加注重引导经济要素由向心集聚向离心扩散的转变。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3.7%,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城市城镇化率达到8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大城市地区的城乡关系可能会出现历史性的跨越。本文对我国大城市地区城乡转型时空过程的研究,发现,就城乡关系角度而言我国大城市地区的工业化经历了从城市工业化到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并举,正在向城乡一体化的工业化迈进。乡村在内生工业化的基础上出现自主城镇化。但这样一种城乡转型路径却没有得到规制上的认可,这就直接导致了我们城镇化模式总体上滞后于城镇化进程。后果便是由于在工业化后必然出现的经济要素空间离心扩散,空间发展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趋势没有得到合理的引导,大城市地区出现了中心城市的“城市病”和“农村凋敝”。本文以北京为例着重考察了大城市地区村庄的变化,发现工业化后的村庄已经有别于传统的“农村”,具有全新的内涵。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阶段的经济要素的扩散和乡村城镇化这样一种空间经济趋向在我国遇到了障碍,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城市”和“乡村”概念理解的不同,我国对于城乡的划分的根本依据在于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区别,并且这一逻辑由于宪法的规定得以固化。因此,即便大城市地区的传统村庄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出现空间密度、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生活方式都已经与所谓的“城市”出现同质化,依然是“农村”。城乡转型的主流途径依然是土地城市化,这样必然造成“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的城市化”。本文认为,乡村内生的工业化基础上出现的自主城镇化是对工业化中期的“农村工业化”的否定之否定,是工业化后阶段大城市地区城乡转型路径的内在要求,它不仅是疏解中心城功能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振兴乡村活力的根本途径。其关键环节在于转型机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