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12月华为公司CFO孟晚舟被捕以来,与华为相关的新闻事件一直深受公众关注。“华为事件”具有持续时间长,涉及领域广的特征,媒体如何对该事件相关的议题和属性进行取舍构建,其构建形成的议程网络对受众的认知和态度是否造成了影响,不同类型的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是否有差异,对于我国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的传播效果具有探究意义。因此本研究以“华为事件”为研究对象,从传播效果的角度出发,以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理论为框架,借助内容分析法获取媒体的议程网络,问卷调查法获取受众的议程网络,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来研究媒体与受众议程网络的相关性,并对“华为事件”中媒体的传播内容对受众的认知产生的影响,与不同媒介类型议程设置效果的差异及影响性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在“华为事件”中,媒体对于受众具有网络议程设置的功能,其中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对于受众的议程设置功能存在差异。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由于媒体定位的不同,在对“华为事件”议题进行属性的筛选构建时,有不同的标准和形式,主流媒体更注重“华为事件”中与中国相关的政治关系的描绘,而非主流媒体还会有一定的篇幅来描述“华为事件”中的经济影响和科技成果。此外,“华为事件”作为一系列新闻事件的集合,时间跨度超过一年,受众对于该事件中媒体设置的议程属性的感知也会受到时间的影响,随着时间延长,人们对于原本认为重要的属性关注度会降低,而对一些次要属性的认知则会更加显著。此外,受众的属性也会导致议程设置效果的差异,其中年龄是已被验证的影响元素,18岁以下也就是未成年群体以及55岁以上老年群体,分析发现没有明显的议程设置效果,而18岁至55岁的受众受到媒体议程设置影响比较显著,且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对不同媒体类型的议程设置效果呈现差异,18至35岁受到非主流媒体影响较为明显,而36至55岁群体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比非主流媒体要强。本文通过对“华为事件”中媒体对受众网络议程设置效果的分析,扩展了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受众对复杂议程的认知与媒体议程呈现之间的研究,并从媒体定位、受众属性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丰富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