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叙事是当代文学中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以标志性的“红色”作为其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些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1950、1960年代出版的一批长篇小说，甚至能够跻身“经典”的行列，吸引人们阅读与批评。进入1980年代，尤其是“重写文学史”事件之后，红色叙事在整个文学格局中沦落为一种极度边缘化的文学类型。90年代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红色叙事又经历了一次“再经典化”过程。本文试图对红色叙事再经典化过程的背后的“故事”进行探寻，并希望通过这种探寻，不仅能够理解红色叙事何以又成了“经典”，而且也借此钩沉一段学术变迁，更深刻地理解当代文化与意识形态。全文分四章进行研究：　　 第一章对于红色叙事再经典化的“前史”进行研究。红色叙事经典地位的初步确立包括红色叙事的写作、出版、传播、批评与阐释等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经典，它们的经典性还体现在对于同代及后代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上。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新的文学成规的确立，“人性”和“审美”成了文学批评的新标准，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红色叙事，它们的边缘化命运无可逃避。　　 第二章是对于红色叙事再经典化过程的概括。“再解读”作为红色叙事再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作用在于研究者借用西方的文化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等理论介入当代文学批评，使已经被证明缺乏文学价值因而被忽视的红色叙事重新进入研究的视野，寓建构于解构之中。红色叙事再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是“新左派”的出现。“新左派”既是中国现实环境的产物，同时还与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旅行”有关。“新左派”中的许多文学研究者对于红色叙事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试图从特殊现代性的角度理解它们，为它们正名。红色叙事的再经典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渊源就是当代学术领域中所谓的“本土经验”派出现。持此论者积极倡导学术研究的“中国立场”，而这一研究的角度无疑会赋予红色叙事新的历史合法性。　　 第三章对红色叙事再经典化的研究类型进行梳理归纳。海外的红色叙事研究虽然处于汉学研究中的边缘位置，但依然以其新颖独到的视角启悟了红色叙事研究的后来者。国内“新左派”的红色叙事研究就具体方法来说各不相同，但都信奉社会主义具有“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性质，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自然地就把一个政治的问题转化为文学审美的问题。在“新左派”之外，还有其他的多样化研究思路，大都试图在历史与审美之间寻找新的可能性空间。　　 第四章作为本文的最后一章，对红色叙事的再经典化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借用布尔迪厄的文化场理论，本章首先探讨了权力场与文化场之间的关系：进入90年代之后，政治权力对文化场的支配相对弱化，而市场的力量日益崛起，红色叙事成了大众文化语境中多元的表意符号；其次，在文化场内部，由于时代的变化而导致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它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活动方式，具体来说就是由“思想”转向“学术”，从空疏的批判转向学理化研究。红色叙事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兴盛还与学术体制的成熟、完善有关，学术生产与学科体制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活动方式。从文本的角度来看，红色叙事的再经典化过程还与它们对文学“传统”的继承相关，当然，对“传统”的发现也需要历史的契机。正是在这里，本文表明了对于红色叙事的一种态度：与其说它们永恒的圣物，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是既定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文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