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戏剧之一，《西厢记》以其精美绝伦的语言、丰富多样的文化蕴涵，堪称中华文学界的瑰宝。然而可惜的是，关于这部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而致力于其翻译研究的学者专家更可谓凤毛麟角。这些屈指可数的翻译研究主要从互文性、功能对等、接受美学等角度对这部作品的翻译进行分析。本文作者认为《西厢记》蕴含丰富的文化知识，对其翻译的研究实质上是对其文化的传播研究，而文化预设作为新兴的文化视角对文化翻译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因此将文化预设应用于《西厢记》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给《西厢记》的翻译研究注入一些新的活力，有望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预设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引入语言学界以来便引起了学者专家们的激烈争论。从语义预设到语用预设，从语用预设到文化预设，预设与语言学的结合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文化预设即语用预设在文化背景下的应用。文化预设是指某一社会成员共享的思维模式、信仰、价值观等意识形态以及行为方式。不同的民族文化预设也不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文化预设的差异无疑是翻译的主要障碍之一。本论文主要从文化预设角度对中国古典名著《西厢记》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作一尝试性的探讨。通过对比分析许渊冲和奚如谷、伊维德两译本的翻译，对他们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总结。《西厢记》主要包括四类文化负载词，即佛教专有名词、典故、称谓语和成语谚语。对于这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许渊冲和奚如谷、伊维德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力，许渊冲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省略了原文中的文化预设，给译文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读性很强的译文。而奚如谷和伊维德主要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他们努力在译文中保留原文中的文化信息，试图让译文读者体验不同的文化风味。鉴于不同民族的文化预设不同，他们在译文中提供了大量的脚注，虽然译文的可读性较差，但却是对促进文化传播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