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目前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各类涉及二维码的违法犯罪行为展开探讨。文章详细梳理了近几年相关监管实践及刑事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对二维码本身属性和基本功能进行研究,分析二维码犯罪行为的主要类别及表现形式,并以此展开对各类涉二维码犯罪行为刑法适用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最后,通过数据统计对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涉二维码犯罪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涉二维码犯罪行为的相关应对策略。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来对涉二维码刑事犯罪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论述。第一章是对二维码犯罪类型及其具体犯罪形式的研究和归纳。笔者首先论述了二维码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及其属性特征。之后对二维码广泛的社会应用领域作了介绍,主要包括交易购买领域、政府管理领域、社会交往领域,并从其技术特点和适用领域对二维码的基本功能进行了探究,得出二维码本身主要具备两项基本功能的结论,即作为信息连接通道的功能和作为信息凭证的功能。在此基础上,笔者将二维码犯罪行为划分为两大类:利用二维码信息连接通道功能的犯罪行为和利用二维码信息凭证功能的犯罪行为。其中,利用二维码信息连接通道功能的犯罪行为可以细分为改变二维码信息连接方向型犯罪行为和改变二维码信息连接内容型犯罪行为;利用二维码信息凭证功能的犯罪行为可以分为二维码信息非法获取型犯罪行为和改变二维码信息凭证内容型犯罪行为。之后,笔者依次对各类犯罪行为的具体犯罪表现形式进行了介绍和论述。第二章论述了涉二维码犯罪行为的刑法适用和规制路径。二维码技术被不当利用以实施犯罪的行为方式主要集中于对公私财产利益的侵害,其次是对公民个人信息、他人知识产权、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等客体的侵犯。对此,笔者主要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理论争议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包括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本质区别,第三方支付账户与信用卡账户的关系,第三方支付软件能否被骗,二维码防伪标签是否属于商标标识,虚开发票行为与伪造发票行为的区别等理论问题。对于以上几个问题,笔者认为:第一,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判断依据为犯罪过程中被害人有无处分行为。一个有处分权限的被害人在自由的处分意识的支配下使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就可以认定被害人实施了处分行为,而对于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便可认定为诈骗罪,且被害人只要认识到自己正在对财产进行转移,并对财产有一个概括性认识即可,不需要受骗者对所交付财物的具体性质、种类、价值、数量等有明确而清楚的认识;第二,第三方支付是信用卡的一种新型支付方式,且第三方支付账户本质上是电子版的ATM机,若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人脑识别功能对其实施诈骗行为,应以信用卡诈骗罪来认定;第三,商标标识与防伪标签其实都属于用于区分产品、服务以保护知识产权的识别技术,防伪标签实际上属于商标标识的一部分,所以,二维码防伪标签属于商标标识;第四,要区分虚开发票与伪造发票行为,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行为方式。若行为人为骗取国家税款、偷逃税款、侵吞或骗取公私财产而伪造发票并使用的,应当认定为虚开发票类犯罪。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涉二维码犯罪行为的现状及特征,并以此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笔者收集、分析、整理了包括北大法宝、“无讼案例”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所收录的以及其它近期在我国发生的典型涉二维码刑事犯罪案例。并借助相关网站的大数据搜索功能,通过数据统计方式制作了涉二维码犯罪年度案件数统计图、涉二维码犯罪案发地分布图、涉二维码犯罪案件类型分布图、涉二维码犯罪刑罚适用情况图、涉二维码犯罪有期徒刑平均刑期图共五张图片,来研究和归纳我国涉二维码犯罪行为的特征。由此得出我国涉二维码犯罪行为主要侵害财产性利益及经济、社会秩序,危害辨别度低、受侵害风险大,侵害对象范围广、危害性大三大特征。之后,笔者主要从提升服务平台预防能力并以支付平台为重,增强监管部门监管力度及跨区域协作能力,完善司法制度、加强司法规制力度三方面来展开对应对策略的论述。其中,提升服务平台预防能力并以支付平台为重主要从提升软件安全性和建立并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及体系两方面入手;增强监管部门监管力度及跨区域协作能力则需要从制定技术标准、提高资格准入标准、明确责任人,建立部门协作、开展专项行动,拓宽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加强监管、建立二维码预审机制,建立全国性的二维码数据库几方面入手;完善司法制度、加强司法规制力度则主要从完善涉二维码犯罪的侦查取证制度,适当增强规制力度并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