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数批秦汉简牍的陆续刊布,法制史研究成为一大热点。2012年以来,笔者有幸追随我的导师一起整理岳麓书院藏秦律令简,在此过程中不得不对某些问题作出思考。本文对《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中的《亡律》、《田律》、《金布律》、《徭律》、《尉卒律》和《置吏律》加以探究,就律文中出现的疑难语词、相关术语进行考释,并对涉及的秦官制、马政、简牍制度、徭役赋税制度、文书制度等加以探讨。又对秦律、令研究中的某些问题重新加以思考,如律、令的生成与抄纂,律、令的流传,律、令的功效,律、令的异同等。此外,还专门探究了秦律的修订以及秦汉律异同问题。岳麓秦简《亡律》条文绝大多数是针对刑徒的,这既说明其时刑徒逃亡现象十分普遍,又表明秦统治者在预防刑徒逃亡方面是颇费心思的。不同类别和等级的刑徒逃亡,秦律给予的处罚相同,而汉初的《二年律令》是区别对待的,这或可看作法律改进的表征。“命者”指已经论罪的刑徒;“亡命”应理解为“命亡”,指已论罪而逃亡者。“徼中蛮夷”指服从秦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管辖区,和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属邦”性质相近,是与“徼外蛮夷”相对的概念。“中县道”包括秦内史郡和陇西郡的一部分,是秦的核心统治区域。为了防止逃亡现象,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逃亡者实行经济处罚、打击窝藏罪犯者、禁止与亡人通婚和雇用亡人等。岳麓秦简《田律》0994号、1400号竹简字体有异,内容类似,却同属于一个卷册,这很可能是编次简册时失察所致。岳麓秦简《田律》中有则律文的部分内容,到了汉初《二年律令》竟然被编入了《行书律》之中,这应当是汉代修订时对其进行了调整。不同官署之间其执掌或有交叉之处,或有些事务必须几个部门协同合作才能完成,故相同内容的律文可能被编入不同律篇之下。秦代实行授田制,但“贱民”不能受田,国家掌控了相当数量的土地。黔首热衷开垦私田而抛耕所受之田,或是秦始皇重新核查田亩之数的原因。秦代有税田和免税田之分,税田田租为亩一石五,而为了有效地防止抛荒,休耕田也课以租税,每亩约为0.13石。岳麓秦简《内史旁金布令》的出现可以打消学者对秦代是否存在《金布令》的疑虑。岳麓秦简《金布律》虽然都由一个书手抄写,但却编联在两处,这是因为卷册是先编后写并由不同书手交替抄写完成所致。秦代户赋在每年五月和十月征收,所征收者既有钱、布,也有刍、茧、丝等实物,实物部分是按照各地所产而缴纳,无需统一,但实物换算成的金额当是相等的。秦代户赋征收对象是爵位在大庶长以下者。秦代对于某些重要的物资,如马匹,即使是私人拥有,也要强制加以标识。“质”乃大宗物品交易过程中必须履行的手续,买卖双方各缴纳廿二钱予市亭,市亭官吏与买卖双方共同立下“质”文书。“质钱”乃官府为质时所收取的费用,按照交易次数收取,或要考虑交易数额。从岳麓秦简《徭律》可得知都官的刑徒、杂役或需“服徭役”。“诸除有为”指那些在官府机构从事杂役的黔首,如走、养、仆、守府以及各类工匠等。“八更”疑指兴更役八次而前往服役一次者。秦代官府界定一项役事是否应当入徭计,与役事本身或无关系,而需看服役者与役事之间存在的利害关系。秦律中“敖童”指未傅籍的男子,“私属”指被主人免除奴籍的男奴。徭计是会计的重要构成项目,也是徭役有序征发的保证。秦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免除徭役。“尉卒律”是与县尉有关的律文的汇集。县尉在基层行政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秦律对典、老的产生程序作了极其细致的规定,这种规定得到了里耶秦简的验证。奔书是一种用以登记黔首逃亡情况的文书,是定逃亡者之罪和削去其爵位的文书凭证。“狱”为文书贮藏处所之一。从岳麓秦简《置吏律》可知,秦代除吏时对籍贯、资财、身份均有要求,县之长吏和各部门之主管吏必须由它县、它郡人担任,贱民和贫民均无法为吏。通过他人保举可以步入仕途,但担保人会因此承受不小的风险。“有秩”不是特指某个职官,而是对俸禄在百石以上、三百石以下官吏的统称。“大夫子”、“君子子”分别指承继大夫和君子爵位的未傅籍者。“走马”在秦统一前兼作爵称与官名。秦代“中尉”负责官吏之任免,与汉代掌管京师治安的“中尉”不是一回事。秦汉史料中所谓“壮”当指傅籍之后的年龄段。秦律生成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直接以诏令为律,另外则由令文转化而成,而绝大多数律条是沿着后一种途径而诞生。通过比较时代相继、来源不同的摘抄本,可以窥探官方实用秦律文本的大致编纂情况。令的产生途径比较多元,帝王的诏令文书常可直接成为令条,臣下请令,为了应付突发的新情况而制令,甚至君王一时兴起都会有新令产生。令的确是为了补充律之不足而制定。律多“存事制”,令亦“定罪名”。律和令的主要区别在于律的功效一般比令长久。律、令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并无大小高下之分。实用的律令条文通过邮驿传递、官吏抄录、布告和口头宣读等方式传播开来。作为随葬品的律令,乃墓葬身前请人或自己摘抄而成,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重要参考。以里耶秦简行政文书验证秦律令条文后可知,秦代基层官吏在日常行政中对律令条文的贯彻是十分到位的,“以律令从事”并非一句空话,而是的的确确唯律令是从,依法行政,违法必究,律令的效力得到极大彰显。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秦律条也不断得以修订、调整,而一些律条被长期使用。秦汉律条有不少可以互勘、互补之处,这对复原元始法律文本和正确解读律文是极有裨益的。史书习言“汉承秦制”,其在法律制度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萧何以秦律为蓝本制定汉律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汉初之国情异于秦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改变表现在律条上就是汉律在许多方面较秦律宽松些。又在个别事项的规定上汉律较秦律更为合理,后出而易转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