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奇迹般的增长,这种现象被Allen等称为“中国之谜”,因为按照我国的自然禀赋资源来说我国在很多方面比如技术,教育等都远差于其他国家,这种快速的增长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周黎安的“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科学的解释这一背后原因,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将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地方经济建设上去,并且我国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方式长期的使用“单维GDP”考核,这使得考核标准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但是在“单维GDP”政绩的考核下,也存在大量问题。地方官员忽略那些不被考察的指标,造成资源的破坏与损失。地方官员为了能够在政绩中取得好成绩,会在任职期间加大政府支出去做地方基建投资,并且在有些地方进行重复性的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化变得日益严重,造成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能源和材料的浪费,这种情况在经济落后的地方表现的更为明显。2005年中央将环境指标加入官员的考核之后,地方官员立马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来迎合政策需求,东西部地区纷纷关闭了多家,停建了诸多高污染项目。目前,我国已经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前我国“单维GDP”的官员考核方式的确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是这种方式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因为这种考核方式对中国的环境破坏极大,“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以“绿色发展”为主题,重点论述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5年我国改变了“单维GDP”的地方官员考核方式,而是将环境指标加入了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当中,而这种改变造成了何种影响?将环境指标纳入到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这改变了传统官员的“单维GDP”的考核方式,而这会不会影响地方财政的收入支出呢?从经济学的思维上分析,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变化会使得地方官员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而这些会对地方的财政收支产生一种怎样的影响呢?基于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首先对我国的两控区的实施方案和“环境绩效目标”考核的实施方案进行了梳理和阐述。之后本文利用了 2003年至2011年的中国275各地级市的统计数据作为样本,借助双重差分法（DID或者DD）的识别策略,以两控区与非两控作为互为实验对照组进行准随机实验分析,在此分析框架下,验证了“环境绩效目标”考核政策的有效性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对于地方财政可持续水平的影响,探讨了“环境绩效目标”考核机制对于二氧化硫和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并且对于财政可持续指标的衡量本文利用了欧盟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来进行计算的。本文也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且论证了“环境绩效目标”考核体系对于财政可持续水平的影响机制,同时本文也从区域因数出发对本文的回归结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所示:第一,在实施”环境绩效目标”后,“环境绩效目标”政策使得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减少了 17.5%,说明这项政策的确限制了二氧化硫的排放,政策效果明显。第二,在实施“环境绩效目标”后,“环境绩效目标”政策使得地方财政可持续水平上升了 1.05%,说明“单核GDP”的绩效目标改变为“环境绩效目标”后,地方的财政可持续水平得到了显著上升。第三,从影响财政可持续水平的机制来看。在短期,这项政策对于财政可持续指标的显著影响并非是通过环境的改善结果导致的,而是由于官员在改善环境过程中的一些行为造成的,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发现了造成财政可持续水平的增加是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这两条途径来分别影响的,并且本文进一步论证了这项政策是通过减少了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改变了产业结构,也就是关闭了大型国有污染企业从而减少了财政支出。另一方面,这项政策通过增加了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影响了财政收入,并且这两种内部机制都是部分中介效应,并非完全中介效应。第四,本文从区域因素方面对二氧化硫的排放和地方财政可持续水平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这项政策使得西部地区的官员比东中部地区的官员更加努力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但是对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而言,这项政策在东中部地区的政策效果比西部地区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