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霍布斯的诠释,自然法观念蕴含着评价法律制度的道德观念,因而是规范政治设计与法律安排的正义原则。然而,在自然法的观念史中,霍布斯自然法观念被普遍视为缺乏规范效力,它不能获得所有公民的一致认可,还可能引发包括极权主义压迫在内的政治稳定性危机。正是从观念史的刻板定位出发,新托马斯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甚至新自由主义者们结合自身的理论需要,依据霍布斯自然法观念中的某种构成要素进行单向度阐发,从而将霍布斯诠释为实证主义法学的先驱者、极权主义理论的开创者、现代性危机的始作俑者等,这些诠释均有悖于霍布斯追求政治稳定性的理论初衷。正是出于对多元价值观念分歧引发政治稳定性危机的戒惧,霍布斯致力于探求如何建构稳定的政治秩序。然而,如果约束公民行为的法律制度不能获得所有人的一致认同,而只是依赖外在惩罚来逼迫所有公民屈从于这种安排,那么这种政治秩序就是不稳定的。所以,政治稳定性的首要问题是法律制度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规范制度设计的正义原则能否获得所有主体一致认可的问题。由此看来,霍布斯政治稳定性谋划面临两个层面的任务:第一,论证自然法条款是可以被所有持不同价值信念公民一致认可的正义原则,由此证成自然法的规范性;第二,依据自然法观念进行法律制度设计,从而建构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这当中,自然法规范性的论证是政治稳定性谋划的基础与核心。首先,作为规范法律制度的正义原则,自然法不应当被视为实证主义路径论证的“理性利己准则”,这种论证排斥遵守自然法的道德理由,它从自我保存原则出发运用工具理性所论证的理性利己准则,是缺乏内在约束力的,甚至可能引发包括极权主义压迫在内的政治稳定性危机。其次,自然法也不应当被视为神本主义路径论证的“神圣道德命令”,这种论证将上帝信仰视为道德理由规范效力的来源,它不能获得异教徒与无神论者的普遍认可。从霍布斯基于多元价值观念分歧求共识的谋划来看,自然法应当被视为所有持不同价值信念的合理主体,在公平程序状态中充分运用其道德反思能力,就和平等人类共同善达成的道德共识,它是具备内在约束力、普遍可接受性与实践可行性的正义原则,它还可以融入新科学、基督教与古典德性论等完备性学说之中,从而获得持此种价值信念的公民的进一步认可。在此基础上,政体选择与法律安排需要符合自然法观念的道德要求并切合现实条件,这种法律制度设计才会具备正当性与实践性。正是在正义制度的保障下,自然法观念规定的公共德性会获得普遍地践行,而公共德性的普遍践行也会有力地支撑正义制度,这种正义制度与公共德性的统一也就意味着政治稳定性的真正实现。就此来看,对霍布斯自然法思想进行再诠释的意义如下:第一,依据运用政治建构主义方法,论文重新阐发了霍布斯自然法观念中独立于特定完备性学说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基础不是来源于自保欲望,也不是来源于上帝信仰,而是来源于共同的社会生活,它蕴含着所有公民认可的平等尊重理念。正是在实践理性的统摄下,霍布斯的人性观念与自然状态概念获得了重新理解:作为建构主体,自然人不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宗派分子,而是具备道德反思能力的主体,他们既能努力地追求自身利益,也能顾及到其他人的感受与利益;作为建构程序,自然状态不是单纯技术性的工具,而是为了证成自然法规范性而设置的公平程序,自然状态中弥散的暴亡恐惧起着无知之幕式的信息屏蔽作用,这种普遍的暴亡恐惧排除了所有自然人之间的自然天赋与社会地位的差别,从而确保了建构程序的公平性;作为建构结果,自然法条款是所有合理主体在公民程序状态中一致认可的正义原则。论文由此更加深入地揭示了霍布斯政治稳定性谋划的依据与路径,还原一个更为全面、深沉与真实的霍布斯形象。第二,对霍布斯自然法思想进行再诠释,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为当代社会依然面临着如何在价值多元论的前提下维系稳定政治秩序的挑战,欧洲社会的穆斯林问题正是这种挑战的表现。对此,保守主义者们的回答是重返古典,新托马斯主义者的答案则是重回上帝,然而,这种将正义原则奠基于完备性价值学说的做法,难以获得所有公民的一致认同。很显然,霍布斯所提出的这种在多元价值分歧中寻求共识的政治稳定性谋划,对于解决当今的社会融合问题,这也是富有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