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安全问题倍受关注。自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后,社会共治开始适用在公共安全、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等领域,2015年《食品安全法》将社会共治列为基本原则,这是社会共治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一次尝试,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作为一种治理手段被认可。社会共治就是集合全部力量,通力协作去实现最终目标,关键之处在于“共”字,即各主体之间如何通力协作。我国学者的理论研究中,经常将谁来治理,治理模式如何选择,如何治理作为重点,忽视如何实现“共”治,导致最终社会共治的重点落在“治”上而非“共”上,建立起的法律制度依然散乱,未成体系。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就是各主体之间基于平等地位相互合作来实现治理目的。但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存在:主体划分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特点不匹配,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手段不匹配,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模式不匹配三个问题。本文以食品安全风险的特点和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环节为视角,在厘清风险治理、社会共治、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明确划分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主体为:政府监管部门——食品生产经营者——技术机构——消费者群体——新闻媒体。随着治理手段的不同,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每个手段中均有不同,各主体侧重完善的权利义务表现为:政府监管部门加强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提高自律能力,技术机构真实准确地提供专业知识,消费者群体积极参与、加强学习,新闻媒体提高监督能力和宣传教育的能力。各主体之间形成相互连接的十种权利义务关系,各主体的地位随着风险治理手段不同而变换,在某个治理手段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主体,在另一个治理手段中可能就会处于辅助地位,通过建立有效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主体相互联系起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