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世纪以来,由西方国家开始,封建经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选择。　　 对市场经济来说,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而对象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从国有企业改革本身的情况分析入手研究经济转型问题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本质上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政府建设计划的延伸,即与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紧密结合,因此,搞好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离不开对国有企业改革外部环境建设的研究。基于此,本文研究主题选择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建设问题,而外部环境中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职能调整,这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中可以分析出来。　　 经济转型过程会对企业的运行和发展、对企业的改革与进步形成制约或者促进作用,甚至企业状态本身也构成了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企业以及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问题,必须、同时也必然会涉及到企业改革本身的问题,因而从企业改革过程本身出发研究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问题应当是一个合理的研究路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回顾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从90年代以来至2003年之前,是一个研究成果涌现的时期,股份制、分类改革思想、产权改革、人力资本产权、市场竞争论等理论都在这一时期产生出来。分类改革和产权改革的思想主流就是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而竞争理论则强调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从国际背景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潮流显然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理论有重大影响。因此,在2003年之前,主张民营化的改革思路占了上风。在国企改革的实践中,大量的乡镇企业、国有中小型企业纷纷进行股权明确到个人的改制行为。股权明确到个人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普通竞争者和参与者,而再也与政府没有产权关系,只是普通的纳税单位。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2003年之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国退民进”的时期。　　 在政府层面上,对国有企业外部环境的建设和完善也有了新的突破。针对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如国有资产无人负责、企业内部人控制、政出多门等,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三分开、三统一、三结合”。国资委成立后,在其主导下,国有资本开始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国资委主导下的产业整合,使得国有企业开始变大变强。从2004年以后的实践看,这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是国有企业在变的强大的同时,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利润；二是在国有资本整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与民营资本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充分竞争领域的冲突,引起了对“国进民退”的质疑；三是在新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下,国资委对国企的影响力非常大,外部董事、监事的任命上政府的有很大的话语权,而代表政府行使股东权力的人往往又是公务员身份,这又与“政企分开”的初衷相矛盾,导致国有企业“既面向市场,又要面对政府股东机构”。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国有企业本身,而更多地与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建设有关。具体来说,这些问题涉及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资本市场的发展、法治化等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调整问题,其它问题都可以看作该问题的扩展与细化。　　 实际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从改革之初就不仅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政府、企业和个人利益调整的系统性问题。改革之初,“放权让利”初步调整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后来的利改税、承包制都是政府与企业利益关系调整的继续,这里面的深层次命题就是政府职能的调整与企业定位及其性质的转化。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经把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建设列入研究范围,如林毅夫的加强市场竞争、剥离政策性负担,樊纲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入手来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吴敬琏的法治市场经济、降低寻租收益、政府职能转向公共产品等,这一些理论观点都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建设问题。但是,这些对我国国企改革外部环境建设的研究,有以下不足:一是研究的时间较早,如市场竞争论,还是90年代的成果,对2003年后国资委主导的国企改革局面,缺少针对性；二是不系统、不深入、不细化,如法治市场经济、转换政府职能,都点出了努力的方向,但是我国的经济转型有其特殊的路径和历史依赖,对此还要进行系统和深入研究。　　 进一步思考,正是由于我们国家在皇权时期在企业外部环境建设方面的失败,导致了我们国家的现代企业没有发展起来,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时,为了实现“赶超目标”,选择了苏联式计划经济,建立了清一色的国有企业。因此,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本质上是其外部环境建设和完善的问题,而核心的又是政府职能调整问题。　　 本论文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了研究:一条主线是根据时间维度,从纵向研究了我国经济转型中企业的外部环境建设；另一条主线是根据空间维度,从横向研究了不同国家的经济转型中企业的外部环境建设。近几个世纪以来,从封建经济转型到现代市场经济以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典型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在现代企业演化之外,企业外部环境建设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产权的确立和保护、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法治市场经济的形成、对垄断企业的制约等,都属于企业外部环境建设问题,而这一切的中心又是政府职能调整和完善问题。因此,在选择了研究方向后,本论文选择了基于典型国家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视角来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外部环境建设问题进行研究。　　 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府职能调整是市场经济中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在自由竞争时期,正是由于宪政体制对英国王权的制约,政府职能由全部对王权负责转为向王权和议会负责,加上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导致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在阶级对立时期,正是由于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立法和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才缓和了阶级尖锐对立的局面；在垄断时期,政府对垄断的打击使得市场重现竞争与自由；二战后,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使得市场经济重新步入正轨,西方国家进入法治阶段。　　 在进入法治阶段以后,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外部环境建设逐步完善。大型企业经过长期演化,股权分散化突出,社会性越来越明显,所有权、控制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越来越普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一组要素合约；企业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结合,并且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企业的性质就由在资本主义早期遵循资本家个人利润最大化原则逐渐地向满足相关者利益共赢的方向转化。　　 在西方国家中,由于日本经济转型较晚,因此,在人才、资本等方面都不充分,明治政府只能由国家投资建立一些新型企业来进行示范。但是,由于大部分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财政不堪重负,政府在1880年将大部分国有企业拍卖,这个过程,体现了政府灵活地将这部分企业的所有权和收益权都交给了资本家和市场,实现了产权的明确界定过程,导致了近代日本经济相对成功的赶超。而俄罗斯经济落后和没能实现成功赶超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建设不成功,政府职能长期过于集中并且缺乏灵活的调整。对从彼得大帝到叶利钦以来的企业外部环境建设来说,都是不成功的,政府职能不能根据时代的变迁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对政府职能调整和企业性质转化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总结出了三个规律:①西方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就是“政府职能公共化”的演化过程；②西方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就是“投资权和收益权市场化”的演化过程；③随着时代的不同和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不同,“政府职能公共化”和“投资权和收益权市场化”的界限可能会灵活调整。实际上,在现代经济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赶超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对“政府职能公共化”和“投资权和收益权市场化”的界限进行相机的灵活调整。而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权威要远远高于市场中的企业,因此,政府职能的调整处于主动地位。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如国有企业“既面向市场,又要面对政府股东”、国企垄断、“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矛盾等,.集中反映了政府向市场分权的职能调整过程中,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界定模糊,而这些问题都已经不是国有企业本身的问题。因此,进一步地做好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建设工作,应该是我.们努力的重点,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继续做好政府职能的调整工作。　　 进一步调整政府职能,应该遵循的原则就是本论文总结出的三个规律,同时,我们还要根据我国经济落后的客观现实,从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入手,来进一步调整我国政府的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经济职能。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本论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进一步界定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职能公共化”。下一步政府要重点解决民生领域的公共问题,具体为:解决贫富差距过大、治理污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地打击垄断等。　　 要大力建设法治经济,为国有企业的运行提供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西方国家的经济转型实际上就是一部法治建设历史,良好的法治克服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剧烈的矛盾冲突。良好的法治市场经济建立后,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把更多地对国有企业的相关权利交给市场,而国资委仅仅是履行其出资人的股东权,这样,国有企业“既面向市场,又要面对政府股东”的两难局面,就会随着市场的完善而逐步解决。　　 政府要进一步通过立法来加强对要素市场的规制。目前,在我国混合经济的背景下,对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来说,如家电、摩托车、汽车等,通过在完善的要素市场中的长期演化,就可以通过和民营资本的融合而成为产权多元化的社会性的股份制企业的,这样的话,“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矛盾就会通过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产权融合而得以解决。　　 政府要通过立法来激发整个民族的创新意识,并培育创新价值得以实现的平台。在激励性的产权制度建立后,在新兴的产业领域,市场中的民营企业就会担负起某些产业的赶超任务,政府建立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赶超的职能就在一定程度上交给了市场中的民营企业。　　 进一步完善国资委、证监会、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职能划分和职责配合工作,并在人大层面成立由相关产业专家组成的、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我们国家电信、军工、铁路、能源等战略领域的国有企业来说,采用这条原则是比较合适的。通过政府立法和有关部门的强力有效监管,可以对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进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