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调查了法官工作倦怠的现状,并在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揭示了法官工作倦怠与工作应激、应对方式的关系。结果表明:1、被诊断出情绪耗竭的法官的检出率为21.9%,人格解体的法官的检出率为50.2%,成就感降低的法官的检出率为40.1%,有轻度工作倦怠的法官的检出率为34.4%,中度工作倦怠的法官的检出率为29.1%,高度工作倦怠的法官的检出率为6.4%。2、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这几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法官仅在年龄上呈现出工作倦怠差异:30—50岁的法官的情绪耗竭得分显著高于20—30岁和50岁以上的法官;人格解体层面上,50岁以上的法官显著高于50岁以下的法官;成就感降低层面上,20-40岁的法官显著高于40岁以上的法官。3、工作应激对工作倦怠既有直接作用,也有通过应对方式的间接作用。应对方式是工作应激作用于工作倦怠的部分中介变量。变量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下:工作应激中,缺乏公平对法官的工作倦怠没有显著影响。工作负荷对情绪耗竭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通过消极应对的间接影响。共同体瓦解和价值观冲突通过消极应对对情绪耗竭产生间接影响,并直接影响法官的人格解体。奖赏不足直接影响法官的情绪耗竭。共同体瓦解和缺乏控制直接影响法官的成就感降低。消极应对能预测法官的情绪耗竭水平,消极应对越多,法官的情绪耗竭水平越高。积极应对对法官的工作倦怠没有显著影响,并且发现积极应对不宜做工作应激和工作倦怠的中介变量。从而说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关系,不是同一性质连续体的两端,而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