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谏”传统产生于先秦时期,其本质是以诗为媒介,对受谏者提出指责、劝诫、建议的言谏活动。具体而言,“以诗为谏”的谏说行为主要是通过作诗为谏、赋诗为谏、诵诗为谏和引诗为谏等具体模式实现的。其中作诗为谏是从创作的层面出发,力图形成和表达谏说的用意;而赋诗为谏、诵诗为谏和引诗为谏则是从用诗的角度出发,尝试在不同的言说语境下,采取适当的方式,以实现谏说的目的。正文分为四章和结语。第一章是对“作诗为谏”言说模式的分析。“作诗为谏”即是以谏说为目的而作诗,并将所做之诗应用于具体的谏说实践当中,以实现劝善惩恶、裨补阙漏的目的。根据谏说目的的差异,作诗为谏行为可分为作诗言责与作诗劝诫两类。而鉴于具体语境的不同,作诗为谏活动通常会采取讽谏与正谏的不同言说方式。在先秦国家政治体制中,曾多次出现与作诗谏政相应的制度设计,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三种,即“纳言制”“献诗制”与“采诗制”。第二章是对“赋诗为谏”言说模式的分析。“赋诗为谏”即是以选赋诗歌的方式,通过诗的文本之义与谏说语境的意义关联,对受谏者的不当言行加以指责和规劝。从用诗场合来看,“赋诗为谏”或出现于燕享礼仪的赋诗环节之中,或出现于朝聘会盟的言谈问对之时,且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机制特点。在先秦以诗为谏的谏说实践中,“赋诗为谏”现象虽然数量有限,但作为一种应时而生的劝谏模式,其同样具备独特的言说特征。第三章是对先秦“诵诗为谏”言说模式的分析。“诵诗为谏”即是以“讽诵”的方式对诗歌加以吟咏。在削弱诗的音乐形式的情况下,它为诗赋予新的声情与节奏,以此强化了诗的文字语言意义,令言说者可以更清晰地表达讽谏之意。基于“诵诗为谏”长于讽喻的言说特征,它历来受到国家行政机制的重视,且以“瞽矇讽诵”“舆人诵告’”的方式为国家治理提供行政参考。春秋以后,随着“讽诵”之法内涵的转变,“诵诗为谏”开始向着“以诵传《诗》”的方向发展。第四章是对先秦“引诗为谏”现象的分析。“引诗为谏”是指征引诗之语句对受谏者进行谏说。这一劝谏模式肇自西周,历春秋、战国而不衰。从“引诗为谏”的具体活动来看,其目的指向主要包括“谏阻”和“谏进”两种。而从引诗的来源上看,这些诗言多出自于《诗》。随着《诗》的使用范围更为普遍,其地位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春秋以后,《诗》已被权威化为行为的准则和法典;战国之后,《诗》又被经典化为政治教化的渊薮。结语部分是对论文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的总结,以及对本文研究成果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