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大体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时期相合。自二里头文化晚期开始,中原文化多波次的南下扩张势头,对江汉地区形成了强力的文化辐射,至殷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在本区域又转而呈现消退之势。在此跌宕起伏的文化发展进程之中,江汉地区逐渐融入到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上述文化发展进程所依托的地理环境背景却并不明晰,近年来盘龙城等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表明夏商时期江汉地区的河湖水位、地貌形态乃至聚落布局可能均与当今所见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复原夏商时期地理景观的基础上,分析和阐释相应时期的文化发展进程及社会背景乃是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本文以江汉地区夏商时期遗址的当代景观为切入点,从田野考古资料、早期遥感影像、民国时期地形图及历史文献中提取出了丰富的景观变迁信息,从而对遗址的景观变迁过程展开了回溯式观察,对本区域夏商时期聚落的景观逐一进行了复原,复原出了江汉地区夏商时期聚落的海拔高程、选址特点、营建方式、面积与规模及整体分布态势等重要的景观信息,进而从新的视角对夏商时期本区域的河湖水位,聚落的等级、功能与性质以及聚落间的交通路线进行了复原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这些具象的景观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原政体在不同时期对江汉地区的经略方式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解读。具体而言,本文第三章专门对夏商时期江汉地区区域中心——盘龙城在不同时期的景观进行了分析。文中将盘龙城的景观变迁过程划分为:当代遗址景观、历史时期遗址景观和夏商时期聚落景观三大阶段,由今及古,首次对盘龙城在夏商时期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所呈现的聚落布局进行了详尽地讨论。本文指出,当代盘龙城遗址分布于多座临湖岗地之上,曲折蜿蜒的湖岸使得遗址地貌较为破碎。盘龙城遗址中河道与湖泊面积占遗址总面积的50%左右。然而,夏商时期盘龙城聚落应坐落于一片连续分布的陆地之上,岗地之间并无湖水阻隔。该区域河湖水位大幅低于当代,水域面积仅占聚落总面积的15%左右。本文第四章则延续了上一章遗址景观复原研究的思路,依次对江汉地区19处夏商时期遗址的开展了景观复原研究,以期对江汉地区夏商时期所处的地理环境及本区域的聚落形态形成整体性认识。研究结果表明:夏商时期,江汉地区多处聚落的海拔高程均低于本区域现代河湖水位,聚落的微地貌形态及其营建方式呈现出多样化选择。同时,江汉地区各聚落之间的面积存在显著的差别,聚落间以河流为依托的交通路线亦与当今河道形态不尽相同。本文第五章则在前文所开展的聚落景观复原研究基础之上,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二里冈文化至洹北花园庄期、殷墟文化时期”这一时间框架,分别对江汉地区各个时期的河湖水位、聚落的功能、等级及江汉地区的交通路线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二里头文化晚期至洹北花园庄期,江汉地区长江干流丰水期水位比现代长江同期水位低10～13米左右,这意味着本区域夏商时期的自然地貌与聚落布局可能均与当今所见大相径庭。第二,二里冈文化至洹北花园庄期,江汉地区聚落的微地貌形态呈现出了复杂多样的特征,聚落面积呈现出了明显的等级差异,这与二里头文化晚期聚落面积普遍较小,聚落微地貌形态较为单一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三,本文认为以澴河为主轴的交通路线可能是夏商时期江汉地区东部与中原地区交通往来的一条重要路线,这与当今所见的以府河为主轴的交通路线格局存在明显不同。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凝练为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重新考察了夏商时期区域中心——盘龙城的兴废背景。一方面,夏商时期盘龙城所在区域应可见成片分布的陆地,相对开阔的陆地空间为大型城邑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以澴河为主轴的交通路线对盘龙城城邑的兴起亦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夏商时期盘龙城周边河湖水位比较稳定,盘龙城的废弃应与当地河湖水位抬升无直接关系。第二,夏与商文化时期江汉地区聚落景观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二里冈文化时期聚落的等级差异明显、聚落选址特点与营建方式多样,而二里头文化晚期聚落规模普遍较小,无明显等级差异,且聚落的营建方式均较为简单原始。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夏与商王朝对江汉地区采取的经略与管控方式的不同。第三,就江汉地区景观变迁的历史趋势而言,本区域河湖水位的大幅抬升发生于宋代以来的近一千年间。本区域夏商时期遗址微地貌形态的显著改变则主要是受到了近百年间人类的工农业生产活动的强烈干预。因此,对晚近时期景观信息的追踪和考察,成为了我们复原早期景观的重要基础。本文对区域景观进行长程观察和片段式复原或能对今后的相关研究产生些许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