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存在大量的顺差,最终为我国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和敏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制度逐渐成为国际指责的对象。为了维护我国对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和避免国际关系的恶化,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控制变得尤为重要。2005年我国汇改正式启动,人民币不在单一盯住美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0年中央银行重启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汇率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同样受到汇率水平的影响,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相关性不断增强。本文以目前普遍被西方国家接受的泰勒规则为基础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的传递途径。中国目前是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多为利率。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开放经济下的泰勒规则并不能直接应用,需要对泰勒规则进行中国化的修正。结合国内外研究的成果,尤其是Ball(1999)在小型开放经济基础上整理形成的泰勒规则。本文最终将修正后的泰勒规则表述为货币条件指数与产出和通胀缺口的关系,其中的货币条件指数进行了中国化的改变,使得泰勒规则能够适应我国的经济形势。最后,本文以修正后的泰勒规则作为模型,在VAR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依次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实证研究。经过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为；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的增大,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效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别是汇改前后差异明显。但总体上,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较低,货币政策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同时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也同步上升,汇率作为抑制通货膨胀膨胀手段效率低下,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内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效果不够显著,而在长期上会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汇率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较为尴尬,我国需要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适度考虑汇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